撰文?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譯?紅豬

 2002年謝世的科學哈佛大學古生物學家斯蒂芬·杰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是個堅定的懷疑論者，對于偽科學和迷信從不寬容。宗教古爾德是界線猶太人中的世俗派，不信上帝，科學但對宗教仍有敬意，宗教在這個問題上他尊崇一條非常著名的界線原則：“領域互不重疊”原則（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在1999年寫的科學《古老的基石：美滿生活中的科學與宗教》（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一書中，古爾德說，宗教科學“涵蓋經驗領域：宇宙由什么組成（事實），界線它為什么這樣運轉（理論）。科學而宗教討論的宗教是最終的意義和道德的價值。”

 古爾德提出這個劃分，界線有他自己的科學原因（他曾多次向我說過對宗教的敬意、對許多信教的宗教朋友和同事的景仰），但他也在書中聲明：“在處理道德問題和事實問題時，界線領域互不重疊原則至關重要，而不僅僅是一套外交辭令。”他還極力主張，要使兩個領域互不重疊，“宗教就不該對科學領域的事實問題說三道四，科學家也不能因為掌握了更多的經驗知識，就自認為對道德真理也有高見。”

 剛開始時，我也接受這樣的劃分，因為一般來說，和平協定總比互相攻擊要好（加上古爾德還是我的朋友）。然而，近些年同有神論者辯論后，我卻發現，他們總在入侵我們的領域、對事實問題說三道四，妄議巖石的年代，吹噓奇跡治療法，鼓吹靈魂不滅，謠傳某個猶太木匠死而復生等等。大多數信教者認為自己的教義是名副其實的真理，而不僅是一種比喻。他們用行動違背了領域互不重疊原則，有的甚至在理論上公然反駁。芝加哥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家杰里·A·科因（Jerry A. Coyne）在2015年出版了《信仰對抗事實：為什么科學與宗教互不相容》（Faith vs. Fact: Why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Incompatible），他在書中做了一番透徹的分析，說領域互不重疊原則“是一次不太理想的爭辯，它并不能使科學與宗教調和，除非你信奉的是一種稀薄的自然神論。”

 但奇怪的是，科因接著又主張，在意義與道德的問題上，領域互不重疊原則對科學家是有約束作用的，他寫道：“現在的科學家一般會避開‘自然主義謬誤’，不會再從自然的觀察中得出道德的結論。”可是，如果不用科學來推定意義與道德，又該用什么呢？如果領域互不重疊原則是錯的，那它應該在兩個方向上都無法成立才對，既然它無法調和科學與宗教，那就讓我們試著用科學找出道德和意義的答案好了。

 我在《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中舉例說過，道德可以成為科學的一個分支。2014年，神經科學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irs）又在《覺醒：宗教之外的靈性》（Waking Up: A Guide to Spirituality without Religion）中提出過一種很有說服力的主張，他指出，用科學的方法對意識的原理進行研究（尤其是冥想和其他需要集中精神的任務），就能找到意義。他還補充道，“接受本書中的任何內容都無需信仰”。在此之前，馬丁·賽利格曼（Martin Seligman）開創了一門“積極心理學”，目的就是充分理解那些使人幸福、為人生賦予意義的行為和條件。

 可是，如果科學證明了人生沒有意義，只有那些我們自創的目標（無論它們多么崇高），又該如何？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終結，死后并沒有靈魂存在呢？心理學家謝爾登·所羅門（Sheldon Solomon）、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和湯姆·匹茲辛斯基（Tom Pyszczynski）在2015年的著作《果核里的蟲子：死之于生的作用》（The Worm at the Core: On the Role of Death in Life）中寫道，知道自己會死，是推動人類事務與社會機構的一股重要力量。比如宗教的存在就可以用這三位作者提出的“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做出一定的解釋，這個理論認為，我們一方面有求生欲望，一方面又自知必死，兩者的沖突造成了恐懼，而宗教承諾死后仍有新生，能使恐懼有所減輕。如果科學奪走了這件管理恐懼的重要工具，那么由此產生的存在主義焦慮，會使文明走向終結嗎？

 我看不會。我們還會繼續生活下去，驅使我們的，是我們的基因、我們的愛、我們的朋友、還有我們貢獻社會（縱使微薄）使得今天的世界比昨天稍好一些的努力。進步是真實的、是有意義的，我們都能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