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 十二級 去年在北京魯迅紀念館講了一回大先生。寫事要說的寫事話，都說窮了。寫事今天是寫事海嬰先生的公子周令飛拉我再講一回，不敢推卻。寫事既是寫事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個題目，寫事叫做“魯迅與死亡”。寫事

這是寫事個黑暗的話題。我們紀念海嬰的寫事父親、令飛的寫事祖父，可以取這樣黑暗的寫事話題么？我想來想去，在中國，寫事沒有人像他那樣公布內心的寫事黑暗，而且最擅于書寫一團漆黑的寫事死亡。所以下面說出的意思假如不得體，還請大家，尤其請海嬰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難做人、做人難：除了血緣，魯迅幾乎不是你們的家人。他的聲譽，還有一代一代像我這樣的外人，永遠拿“魯迅”這個名字打攪你們全家。我這里忽然想到海嬰先生書中提到的一件舊事，說是當年國難當頭，有人責難周作人先生為什么不肯離開北京，他說，我要撫養一家人，并指著老太太說：“這是魯迅的母親呀！”聽那說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親。

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讀了，卻發笑，而且認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嬰的叔叔并沒惡意：當人家以“國事”威脅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魯迅的母親”——與國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經在中國成為一個大符號，而撫養這符號的母親，的確可以是他辯稱留京的理由之一。昨天有幸與海嬰父子交談，又聽了令飛的講演，這才清楚周家后人幾十年來的難處——魯迅的骨血，親子孫，如今對魯迅的后事沒有一點過問的權力，周豫才不再是周家人，一談魯迅，等于談國事，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國有化”了。扯遠了。請海嬰父子原諒。現在我來說我的話題：“魯迅與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國事，是我們都要遭遇的事。
（一）
魯迅先生病重那年，寫了一篇隨筆，叫做《死》。過了一個多月，他真的去世了。這篇質樸的隨筆擱在今古所有談論死亡的文學中，也是絕品，而其中遺囑的最后兩句，真不愧為堂堂魯迅，拿去和世界上種種著名的墓志銘與臨終之言比比看，可謂獨領風騷。這兩句話，我們早知道的，就是：
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
我的問題是：我們果然知道魯迅先生什么意思？為什么說這兩句話么？當然，要是拿教科書去解釋，拿魯迅的時代去核對，拿世俗的道德觀去譴責，幾句話就可以解釋——同時消解——這兩句話。我現在不想、也不能來給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這遺言要是給但丁讀到，伏爾泰讀到，拜倫讀到，尼采讀到，裴多菲讀到，薩特讀到，甚至給主張寬恕而終于離家出走的托爾斯泰讀到，都會拿魯迅沒辦法；我們的曹孟德、李太白、蘇軾、李贄之流要是讀到了，也會無可奈何，擊節贊賞。總之，但凡果真看破人類，看透死亡的人，都會拿這兩句話沒辦法。為什么呢？這是不該追究、不容辯說、不可就事論事的話。我知道，這兩句話是許多討厭的“好人”們討厭魯迅、非難魯迅的證據和話柄——為什么不寬容呀，為什么主張怨恨呀，為什么心胸狹窄，不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聽到這類意思，心里就想：
好吧，你們去怨恨去。
西洋基督教的所謂“寬恕”，固然催人警醒，中國有人居然說是“一個都不寬恕”，又是一種警醒。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懷疑論者的老前輩，那位法國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兩句和魯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卻可以彼此映照的話——“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 而正宗歐洲人蒙田先生臨終，到底屈服了他所懷疑的宗教，請來教士，做彌撒，還留下兩句可敬可憐的老實話：
我的腦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蓋不聽話。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將近三百年前的歐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國人；一個說：“我的膝蓋不聽話”，一個說：“我一個都不寬恕”，這不是很有意思嗎？只是蒙田這話是在他死床上說的呢，還是像魯迅那樣事先寫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讀到魯迅這兩句話，他的腦袋會怎樣想。
在魯迅虛構的小說中，許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則寫到許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說，世上太多了，中國當代新文學的時髦之一，就是動轍將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談論死亡，則在現代中國，我不知道還有誰寫得比魯迅先生更好看、更雋永、更耐讀——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類，而一旦寫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盡俗套：或嬌飾，或夸張，或濫情，極容易流入淺薄，以至輕佻。誠然，寫他人的死，容易感動自己，甚而為他人所感動，其實就文章論，再是難寫不過，因為心態畢露，更因為追記死者，是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