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的水滸水滸藝術成就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現的我國最早的長篇小說，但兩者的傳的成最傳的成語言卻有差異。《三國演義》由于受史料的藝術藝術牽制，是突出一種文白相雜的語言，《水滸傳》雖然依托于史實，水滸水滸但人物情節幾乎完全出于創作，傳的成最傳的成用的藝術藝術是純粹的白話。白話文雖在唐代變文和話本中就開始運用，突出但還是水滸水滸文白相雜、粗糙簡樸；元話本中一些較好的傳的成最傳的成作品在運用白話上有明顯進步，但成就和影響都還有限。藝術藝術《水滸傳》堪稱是突出中國白話文學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水滸水滸文言小說雖然也能寫得精美雅致，但終究是傳的成最傳的成脫離口語的書面語言，要做到“繪聲繪色、藝術藝術維妙維肖”八字，總是困難的。《水滸傳》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養，駕馭流利純熟的白話，來刻畫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種場景，顯得極其生動活潑。特別是寫人物對話時，更是聞其聲如見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達到的。有了《水滸傳》，白話文體在小說創作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完全的確立，這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極為深遠。

《水滸傳》主要是在民間說話和戲劇故事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把許多原來分別獨立的故事經過改造組織在一起，既有一個完整的長篇框架（特別是到梁山大聚義為止），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獨立意味的單元，可以說是一種“板塊”串聯的結構。從長篇小說的結構藝術來說，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從塑造人物形象來說，卻也有其便利之處。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況下，各自占用連續的幾回篇幅，他們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繪，表現得淋漓酣暢，給人以極深刻的印象。后來民間評書有專說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發揮了《水滸傳》這一特點。

《水滸傳》最值得稱道的地方，無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對社會生活的廣泛了解、深刻的人生體驗和豐富活躍的藝術想象，加上前面所說的語言和結構的長處，在這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滸傳》的一大特點，就是人物眾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經歷又各異，因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個性。金圣嘆說書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三》），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幾十個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當之無愧的。這在一部小說中，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魯智深的嫉惡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純任天真、戇直魯莽，林沖的剛烈正直，無不栩栩如生，使人過目難忘。作為梁山第一號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沖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統道德加在他一個人身上，有些地方是顯得觀念化的。但透過一些不成功的筆墨，這個人物仍有其鮮明的特征：社會地位不高而胸懷遠大，在正常的讀書做官的軌道上難以求得成功，終于成為草莽英雄。歷史上一些造反武裝的領袖，很多是這一種類型。

《水滸傳》所寫的英雄人物，性格傾向十分強烈，性格特征十分鮮明，性格的復雜性和前后變化較少，但這并不能簡單地說成是“缺點”。因為《水滸傳》本身是一部帶有傳奇性的小說，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濃墨重彩描繪出這些人物，顯示其非凡的氣質，以求強烈地打動讀者，使之得到一種精神上的鼓舞，對這類小說是合適的。而且應該注意到：

這些英雄人物的個性雖然比較單純，卻并非寫得簡單粗糙。譬如李逵，作者常常從反面著墨，通過似乎是“奸猾”的言行來刻畫他的純樸。又譬如魯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卻常在關鍵時刻顯出機智。再則，作者常常能夠把人物的傳奇性和富于生活氣息的細節結合得很好。就是說，這些英雄好漢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見到的，但在小說的具體環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實可信的。因而，他們的形象顯得有血有肉，生氣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還是有前后變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沖。他初出場時，因為顧戀家庭，處事十分謹慎，對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讓妥協的態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時已有所顯露，只是強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無可忍之時，他的憤怒便像火山爆發，沖騰而起，再也見不到一絲的軟弱。

小說中許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雖然著墨不多，卻寫得相當精彩。像高俅發跡的一段，寫他未得志時對權勢人物十足的溫順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報私仇、欺凌下屬，又是逞足了威風，兇蠻無比。這種略帶漫畫味的描繪有很強的真實感。還有楊志賣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種潑皮味道真是濃到了家。潘金蓮是小說中寫得比較成功的女性。雖然作者出于陳舊的道德觀念，對她缺乏同情心，但從對生活的觀察出發，作者還是把這個出身微賤、受盡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惡手段追求個人幸福的女子寫得活靈活現。后來《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發展，但畢竟也是利用了《水滸傳》的基礎。

《水滸傳》繼承了民間說話的傳統、十分重視故事情節的生動曲折。它很少靜止地描繪環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總是在情節的展開中通過人物的行動來刻畫人物的性格。這些情節又通常包含著激烈的矛盾沖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驚險緊張的場面，包含著跌宕起伏的變化，富于傳奇色彩。這種非凡人物與非凡故事的結合，使得整部小說充滿了緊張感，很能引人入勝。不過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義以后，情節就變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為梁山的好漢們在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們原來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敗的道路，沒有深刻的悲劇意識是無法寫好的。金圣嘆把《水滸傳》截到原書第七十一回為止，確有他的藝術眼光。

（選自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