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刺秦王》是荊軻節選自《戰國策·燕刺》中的一篇深受人們喜愛的名篇。本文反映的刺秦事件是重大的，文字十分精煉生動，王閱情節發展波瀾有致，讀答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荊軻

本文通過記敘荊軻刺秦王的刺秦始末，反映了戰國時期秦國與燕國的王閱兼并與反兼并的斗爭，實際上也是讀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強秦同其他諸侯國之間的矛盾斗爭。

本文從荊軻將入秦作準備工作寫起，荊軻接著寫他在太子丹的刺秦催促下啟程赴秦，及至到秦國后巧用“打開關節”的王閱辦法“拜見”秦王，最后記敘了刺秦王的讀答壯烈舉動及其驚心動魄的場面。對這一復雜的荊軻事件，作者不但寫得精彩、刺秦生動，王閱而且文字十分洗練，有很強的感染力。

作者尤其著力刻畫了荊軻這一俠士形象，對這一形象作者持敬仰、歌頌的態度：他反抗強暴、有膽有識、大智大勇、視死如歸，是一個英雄形象。

作者一直把荊軻這一形象放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描寫，使他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文章開頭，僅寥寥幾筆，便交代了秦國已經“破趙”并“虜趙王，盡收其地”，而且“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這說明燕國已危在旦夕。在如此急迫的形勢下，燕太子丹必須選用最理想的人來解決這最急難的問題，他選定了荊軻，并向他求教對策，這說明荊軻這一人物不同凡響。事實完全證明了荊軻非但是個“為知己者死”的俠義之士，而且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現很勇敢果斷，思想深邃，計劃周密，深謀遠慮，他決不以“匹夫之勇”貿然闖入“不測之強秦”，而是事先提出“行而無信，秦未可親”的關鍵性問題，并進一步提出要投秦之所好──即使秦得到樊於期的頭顱和燕國肥沃的地方督亢的地圖，而燕太子丹從人情考慮不能接受以樊將軍頭顱作信物這一建議。在這一內部次要矛盾中，荊軻從大局出發，私自會見了樊於期。他的勇敢果決，城府之深，擅于辭令，在這對話中都得到了極其充分的表現。他先向樊將軍報告了秦國對他及其父母宗族的慘無人道：“父母宗族，皆為戮沒”，“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這激起了樊將軍對秦王的刻骨仇恨。他仰天太息流涕”而又苦于無法報仇雪恨。在這火候中，荊軻提出了“一舉兩得”的辦法，樊將軍急不可待地上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才乘勢說出：“愿得將軍之首以獻秦”，并生動地敘述了如何刺殺秦王的打算，緊接著發問：“將軍豈有意乎？”樊將軍立即“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于是自刎。對于樊將軍的自刎，太子丹十分悲痛，但為完成刺秦王的重大使命，所以又從人力和物力方面為荊軻赴秦作了準備。文章寫到此處按常情荊軻應立即去秦完成使命了，但卻“頃之未發”，這里不但情節曲折，而且主要是為了表現荊軻的計劃周密，“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的秦武陽作為他的助手，他或許認為人力單薄，或許擔心秦武陽有勇無謀，因之在等待一個自己了解的朋友，共同完成使命。而太子丹心急如焚，“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甚至想“先遣秦武陽”。荊軻雖與太子再次產生矛盾，但他忠誠大度，雖然心情沉重，但仍“就車而去”，為太子丹赴秦完成大業。至秦后，表現荊軻智慧超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使之替他在秦王面前美言，而達到“秦王聞之，大喜”、“見燕使者咸陽宮”的效果。表現荊軻勇敢、機智的另一件事是：當“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時，他突然“色變振恐”。他的這一表現立刻引起“群臣怪之”，這是一個多么令人緊張的場面啊！而荊軻應付自如，鎮靜機敏，他“顧笑武陽”，似乎在安慰和鼓勵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小孩子：“不必緊張，一切都會好的！”另外，一面又替武陽向秦王道歉：“他因為是個粗俗之人，未曾見過天子，所以有些害怕請大王原諒他些。”這一席話，既替武陽的異常舉動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也抬高了秦王的身份，秦王因此消除了對燕國使者的懷疑。

文章自“圖窮而匕首見”開始，正面展開了秦王及其群臣與荊軻的尖銳矛盾。荊軻的勇武剛毅、重義輕生、威武不屈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了生擒秦王，他“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使毫無準備的秦王大驚失色，荊軻進一步追得他“還柱而走”，群臣及侍衛都幫不上秦王的忙，處于十分狼狽的境地，秦王威信掃地，而荊軻氣吞山河。如果情節就此直線發展下去，荊軻便會生擒秦王，回報太子，出色地完成使命。但至此情節又一跌宕，秦王侍醫夏無且的出現，使事情朝相反方向發展。侍醫以“藥囊提軻”，使秦王得到緩機，在一片“王負劍”聲中，秦王擊傷荊軻，并“斷其左股”。此刻壯士仍堅持斗爭，“引其匕首提秦王”，在受八處劍傷的情況下，荊軻傲視敵方，笑罵他們，顯示了英雄本色。荊軻被斬后，秦王“目眩良久”的表現，從反面襯托出荊軻的行動之壯烈。作者就是這樣以自己的傳神之筆刻畫自己所敬仰的英雄形象的。

對于荊軻刺秦王的舉動，歷來是毀譽參半的。當強秦吞并六國，慘無人道之際，六國志士反抗暴秦，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意義的。因此，荊軻刺秦王這一舉動，是不能予以否定的。但是，他的行刺手段，他的“士為知己者死”的言行，特別是在統一趨勢下，還是有著一定局限性的。

其他次要人物，作者也塑造得十分生動形象，太子丹，樊於期、秦武陽、蒙嘉以及秦王群臣等都是如此。

文章開端，突出燕秦勢不兩立的緊迫形勢。太子丹之于秦王，有“見陵之怨”，而秦兵臨易水，弱小的燕國十分危殆。加上秦國大將樊于期的“亡秦之燕”，更加劇了燕秦之間的矛盾。

在這樣緊迫的情勢下，太子丹向鞠武求對策。鞠主張不“批其逆鱗”，要“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都被否定。太子丹明知燕秦力量懸殊，但又不甘屈服，必欲力求對策。為此，才有鞠武的推薦田光。

太子見田光，“跪而逢迎，卻行為導，跪而拂席”，“避席而請”，用此種種表現，特殊禮遇賢者，瀉染太子的報仇情切。可是田光非“盛壯之時”，“精己消亡”，又轉而推薦荊軻。太子丹囑他不要泄露機密，田光“俛而笑曰：‘諾’”。這笑中有不負重托以身報國的許諾，與后來的“自剄而死”相呼應。田光于生命火花短暫閃爍之中，告訴讀者，他是一個重然諾，愛國家的忠厚長者，要用自己的死來激勵荊軻。

太子丹見荊軻，一段長的談話，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秦貪得無厭，步步緊逼；二是為此采取或生劫或刺殺的兩種對策。荊軻許諾后，“恣荊軻所欲”，此時秦兵壓境，荊軻未行，原來要取樊將軍頭作信物。文章至此，掀起又一波瀾。

荊軻說樊于期，首先挑起樊內心仇恨，再指出已處絕境，最后提出獻首刺秦的計劃。這里，荊軻沉著精細，善于體察對方情緒，了解對方心理，指出報舊仇、雪恥辱的途徑。

這段對話，在說明荊軻智慧特征的同時，又突出了樊于期的形象：“吾每念，常痛于骨髓”聲淚俱下；“此臣日夜切齒拊心”，痛恨仇雔，愿意赴死。加上“偏袒扼腕”的描寫，更加突出其來自心底的憤恨和怨怒，于是自刎，便是情節發展的必然了。

已得信物，且有準備，太子的促行，與荊軻的“待吾客與俱”，形成矛盾。荊軻的缺乏助手，應是刺秦的不利因素之一。

易水送別，是刺秦的前奏，是一曲悲壯的頌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他們用凄厲的歌聲，唱出生離死別的苦情。送行人們，垂淚涕泣，唱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贊歌，瞋目發指，滿懷仇恨；從容赴死，慷慨悲壯。這是在感情極為復雜的頌歌中突出荊軻的形象。讀后，縈回于心，響亮于耳，浮現于目，給讀者以深刻的感染。

荊軻賄賂蒙嘉，得見秦王，深思熟慮，計劃周密。咸陽宮中，“秦武陽色變振恐”，更加襯出“荊軻顧笑武陽”的從容沉著。“圖窮而匕首見”以后，極力鋪寫秦王的窘迫惶恐，狼狽不堪。如：“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秦王環柱而走”，“秦王目眩良久”。而主動出擊的荊軻，卻是把袖持刃，逐趕秦王。左股被斬斷，“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重創之后，“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最后壯烈犧牲，無比英勇。秦庭的這一場生死搏斗，形成故事高潮。

荊軻的性格，是在情節發展的矛盾和沖突中逐漸展現出來的。取樊于期頭，觸動樊的怨憤，可見荊軻的“深沉”；易水告別，送行者的高歌，可見荊軻的“激昂慷慨”；咸陽宮中，秦王的惶恐狼狽，更襯出荊軻的“英勇壯烈”。文章對這幾個主要環節的描寫，筆觸都充滿著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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