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和岑參是高適盛唐時期的兩位詩人，以寫邊塞詩著稱。岑參他們的詩歌名字常被后人并列提及，是高適謂“高岑”。 兩人都很幸運，岑參趕上了“開元盛世”；又都很不幸，詩歌碰上了“安史之亂”。高適兩人還都曾背井離鄉，岑參輾轉于長安、詩歌洛陽兩地，高適以求仕途升達；又都不堪卑躬屈膝、岑參為五斗米折腰，詩歌轉而投筆從戎，高適征戰沙場。岑參他們都有沖天的詩歌斗志，豪邁的氣概，他們都有樂觀的氣度，寬廣的胸懷，筆端一點，就將陣中兇險、塞外苦寒化作催人奮進的詩篇。他們的邊塞詩都帶有時代的烙印，具有共同的特點：報國立功的理想抱負，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獻身精神，悲壯慷慨的風格。 一、抒發為國守邊、報國立功的理想抱負和執著追求，洋溢著一種急于用世、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 在高、岑的邊塞詩中，始終都洋溢著這種積極進取的情懷。高適“邊塵滿北溟，虜騎正南驅。常懷感激心，愿效縱橫謨”；“長策須當用，男兒莫顧身”；“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志存高遠。岑參“萬里奉王事, 一身無所求。”“功業須及時，立身有行藏。男兒感忠義，萬里忘越鄉。”“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意氣豪邁。他們都抒發了報國立功的豪情壯志。但由于理想和現實的矛盾與差距，他們也有懷才不遇的苦悶和感嘆：“誰憐不得志, 長劍獨歸來。”“早治安邊計，未盡平生懷。”但他們并未因此而放棄對理想和抱負的執著追求，報國立功的情懷始終支配著他們的行為和創作。 二、歌頌邊塞將士不畏艱險、奮勇殺敵的英雄氣概, 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如高適《燕歌行》：“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士兵們“鐵衣遠戍辛勤久”，遠離家鄉和親人，即使是妻子兒女哭斷腸，仍然義無返顧地走向戰場，是他們無情嗎？不！因為這是在“破殘賊”，是在保家衛國。愛國主義是催促他們踏上征程的動力，激勵他們奮勇殺敵的號角。戰斗的條件異常艱苦，“山川蕭條”“大漠窮秋”，他們依然斗志昂揚，英勇戰斗。將領的指揮無能和草率輕敵，導致士兵身陷重圍，使得“力盡關山未解圍”，但他們沒有放棄，仍然“殺氣三時作陣云”，欲與敵人決一死戰，以死殉國：“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豈顧勛”再一次升華了士兵的愛國境界。 岑參的《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著力描寫邊塞廣漠“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亂石走……”的惡劣環境和奇險戰況，描寫將士們“風頭如刀面如割”的艱苦生活以及敵勢憑陵和唐軍千旗萬鼓、驚天動地的軍威和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歌頌了將士們浴血戰斗、死節不顧身的英雄氣概，突出表現盛唐邊塞將士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主題。 三、高、岑邊塞詩都具有悲壯的共同格調。 宋人嚴羽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明人胡應麟也說：“高、岑悲壯為宗。”“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在他們詩中表現出來的為國建功的理想抱負使人感受豪壯，而這種理想抱負在現實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涼，奇險的大漠風光使人感受雄奇壯美，將士們經受的勞苦艱辛又使人產生同情和憐惜，奮勇殺敵、盡忠報國的氣節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場、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對和平生活的強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們不得不為此忍受離鄉背井、無盡思親又令人愁腸欲斷。這些詩中，既寫出戰爭中的雄壯，更寫出戰爭中的悲苦，這種壯和悲的并存，崇高和沉痛的糾結，造成了高、岑邊塞詩悲壯的氛圍和格調，給人悲壯的情感體驗。元人辛文房說高、岑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 高適、岑參邊塞詩雖有相同之處，但由于各自家庭背景、人生際遇的不同，造成了二人詩風的不同特點：高適悲壯而深刻蒼涼，岑參悲壯而昂揚豪邁；高詩敘事、寫實、議論，思想深刻，現實主義氣息濃厚；岑詩寫景、描寫、抒情，富有藝術個性，浪漫主義色彩突出；高適直抒胸臆，語言樸質；岑參寓情于景，語言瑰麗，想象奇特。下文主要從選材立意、抒情方式、表現手法等方面比較高、岑邊塞詩的不同點。 一、選材立意的不同。兩人雖同為邊塞詩人，同以“邊塞”為題，他們在選材立意上卻有質的差異。 高適的邊塞詩所蘊含的沉厚的思想內容和感情，較岑參而言是比較復雜的。高適詩具有廣闊的內容和深刻的思想，而岑參的詩則顯得比較單一。高適的詩無論是寫景還是抒情，抑或是描寫底層士兵和人民的生活，均是為了表達沉重的憂國憂民之情，他常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問題，以政論的語調來表達自己對邊塞之事的政見，抒發自己報效國家的豪情壯志，內涵較豐厚。其《燕歌行》有感于邊帥作戰兵敗，反而邀功請賞一事所作。全詩以“單于獵火照狼山”、“胡騎憑陵雜風雨”的民族矛盾為導線，展開一系列的矛盾。戰士慷慨赴難、殺敵報國與久戍不歸：“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丈夫思鄉、妻子斷腸與久戍不得歸：“ *** 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將軍士兵苦樂不均：“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也議論戰敗原因：邊帥的驕與奢。最后“至今猶憶李將軍”。詩人發出了邊陲戰士渴望良將鎮戍的愿望。 而岑參雖然也是以“入幕”為目的，但其詩只能看作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以其詩人式的敏感、敏銳的心靈去感受戰斗的生活和邊塞的風光，有著昂揚的情緒和樂觀的精神，而缺乏一個政治家的深刻性以及關懷底層黎民百姓的情懷。可以說，這種差別與創作主體的個人身世以及生活體驗不無關系。岑參祖上三代都以文墨至相，雖家道中落，但終究沒有像高適般受過潦倒與貧困的折磨，未能從思想上接近人民，看到人民的疾苦，所以從作家本體來說，它缺乏對下層人民生活的貼切觀照與人生感悟。 二、在抒情方面，高適、岑參也表現出迥然不同的特色。 高適的詩重在抒情，他往往直抒胸臆，或者夾敘夾議，因此他的詩常常帶有濃郁的主觀情調。在抒情中雖偶有夾雜景物的描寫，然而旨在借景抒情，所以有時在景物的描寫上顯得有些節儉，但也頗有感染力。 而岑參的詩歌卻重在描寫塞外的神奇風光以及種種的邊塞軍旅生活。可以說，他是在描寫中抒發感情的，或者可以說，他是寓情于描寫之中。所以他的詩往往是客觀的示現，展示出一幕幕五彩繽紛的生活畫面，以奇異之思引人入勝，而作者的深厚感情也就渾含其中。景物的轉換過程又是其心靈的解悟過程。 三、藝術風格同中有異，表現手法各具特色。 就唐代的邊塞詩來說，高、岑齊名，風格也有許多相近的地方，尤其是他們的“悲壯之風”。大概是由于當時的整個盛唐氣象的影響，抱有“入世”愿望的他們懷有強烈的報國立業的豪情壯志，再加之所選的“邊塞”題材，塞外地域廣闊，風景壯麗，戰爭軍旅生活的悲壯，以及詩中所蘊含的深厚情感的緣故，高、岑詩歌的豪邁奔放尤為明顯，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已。 高適詩雄渾悲壯中顯得深沉，質樸渾實；岑參詩雄渾悲壯中顯得雄放，灑脫。高適常用對比、反襯的手法，語言剛健質樸、精煉準確；岑參則好比喻和夸張，語言新奇自如，呈現出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翁方綱在《石州詩話》說：“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高適詩多寄壯氣于蒼涼中的慷慨悲歌，“曾是不得意，適來兼別離。如何一尊酒，翻作滿堂悲。”“暮天搖落傷懷抱，倚劍悲歌對秋草。”“斗酒相留醉復醒，悲歌數年淚如雨。”悲歌聲里，跳動著一顆不甘寂寞的雄心。高適詩作中，對比和反襯手法運用嫻熟，“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戰士與將軍，效命疆場與縱情聲色的對比；“大漠孤煙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寥寥數語便勾勒出戰爭失利的場面。寫景狀物常從大處落筆，粗獷雄渾。 岑參注重觀察，精于細節描繪，語言平凡卻新奇獨特。“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落。”“匹馬西從天外來歸，揚鞭只共鳥爭飛。”“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行軍戈相拔。”從細節處寫大背景、大場面。岑詩多比喻和夸張，“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便是代表。岑參描寫邊塞風光的奇異，往往起到烘托的作用。“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以惡劣的自然環境烘托戰士的不畏艱險。 四、在對文學遺產的繼承上，選擇有所不同。 首先，高適詩在承傳漢魏“風骨”的特點上比較突出，在對傳統藝術形式的繼承方面，因襲較多，突破與創新似嫌不足。高適的詩歷來被文學評論家們認為是頗有“氣骨”的，其“氣骨”與魏晉時期的“建安風骨”頗有相似之處。其“氣”主要指的是作品所蘊含的思想感情，這與作家本體的意氣有關。由于作家本體意氣駿爽，故其詩在思想情感上才呈現出一股純正清明之氣。高適在邊塞詩的創作中，對于眾多的傳統文學樣式，他因襲了樂府舊題。《燕歌行》就是一個沿用樂府舊題的典型例子。同時，他所沿用的詩題與所要表達的內容是基本和諧的。但是，其借用這些樂府舊題，畢竟是舊瓶裝新酒，形式上的限制不能隨心所欲地抒發自己豐富的感情，在藝術形式的表現上顯然有些拘謹了，并且給人一種陳舊的感覺。 與高適相比，岑參則較多地融合了六朝以來的語言風格，并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作了適當的創新，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他沿襲了六朝駢文語言綺麗雕琢的風格，并加以奇特的想象，創造出了綺麗雄奇的風格。在《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千樹萬樹梨花開”的美好比喻跨越了質樸，又有奇特的想象，“風掣紅旗凍不翻”中的“凍”、“翻”的字句錘煉亦獨出機杼。另外，他創造了新興的歌行體而取代了舊的樂府詩題，從而在詩歌的形式上徹底突破了樂府舊題材的羈絆，句式隨情感表達需要而參差錯落，卷舒自如，自由放縱。對于整個盛唐詩壇來說，岑參的詩歌可謂是別開生面。 高適、岑參邊塞詩的共同與不同的特點，都很鮮明突出。閱讀高、岑邊塞詩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有生命力的文學流派，其共性應反映時代精神，表現時代的主旋律，而各個作家又應有自己獨特的個性。高適、岑參邊塞詩派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基本原因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