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戴震傳》原文對照翻譯

戴震，清史字東原，稿卷休寧人。百翻讀書好深湛之思，清史少時塾師授以說文，稿卷三年盡得其節目。百翻年十六七，清史研精注疏，稿卷實事求是百翻，不主一家。清史從婺源江永游，稿卷震出所學質之永，百翻永為之駭嘆。清史永精禮經及推步、稿卷鐘律、百翻音聲、文字之學，惟震能得其全。

戴震，宇東原，安徽休寧人。讀書時喜歡深入思考，年少時塾師拿《說文》教授他，三年間他全部掌握了《說文》的條目。十六七歲時，精研各種注疏文字，實事求是，不以一家之說為主。跟著婺源的江永求學，戴震以自己的學問向江永求問，江永為之驚嘆；江永精通禮經濟推步、鐘律、音聲、文字等學問，只有戴震能獲得其全部。

性特介，家屢空，而學日進。北方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余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皆折節與交。

他性格十分正直，家里常常一貧如洗，但是學問卻天天精進。北方的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余姚盧文弨，青浦王昶，都降低身份與他交往。

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又于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譌補脫以進，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五。

乾隆二十七年，戴震參加鄉試考中舉人。三十八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征召海內外博學之士擔任編校的職務，四庫全書總裁推薦戴震充任纂修。四十年，皇帝特別下令，讓他與會試考中者一同參加殿試，賜予他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憑文章學問得到禮遇，出入于朝廷負責編撰的機構。四庫全書館有了奇文和疑惑，總去向他咨詢請教。戴震勤于思考、兢兢業業，早晚翻卷檢閱，寒暑不斷。經過他進呈給皇帝御覽的圖書典籍，都是依次編排，精確審核過的。他校對的《大戴禮記》《水經注》尤其經過詳細的審核。四十二年，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五歲。

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謂： 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于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也。

戴震的學問，是從字音、字形推求字句的理解，根據字義、句義來推尋圣賢之道。他說： 圣賢之道不可憑空想象，一定要從古文經書中尋求。想從古文經書中尋求圣賢之道，但是古文經書喪失殆盡，今古相距遙遠，一定要尋求古字古義的解釋。古字古義的解釋明確了，那么古文經書的含義就明確了；古文經書的含義明確了，那么圣賢之道就明確了，如果我們的思想與圣賢之道相吻合，就會借此而明了圣賢之道。圣賢之道并非別的東西，它就存在于過去的典章制度中。那些人分開了古字古義和圣賢之道，把它們當作是（獨立的）兩個方面，這是（認為）古字古義不是用來闡明圣賢之道呀。

震為學大約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震卒后，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 戴震尚在否？ 對曰： 已死。 上惋惜久之。

戴震的學問主要在三個方面：小學（文字學）、測算和典章制度。戴震死后，他的文字學，傳授給了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測算的學問，傳授給了曲阜孔廣森；典章制度的學問，傳授給了興化任大椿。他們都是戴震的弟子。他死后十來年，清高宗拿出戴震校正的《水經注》詢問南書房的眾位大臣： 戴震還在嗎？ 答道： 已經死了。 皇上嘆息了好久。

（選自《清史稿 儒林傳》，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