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聞聞文作為革命家的多先多先方面。

這個方面，生的說和生的說和情況就迥乎不同，做教做原而且一反既往了。案聞

作為爭取民主的聞聞文戰士，青年運動的多先多先領導人，聞一多先生“說”了。生的說和生的說和起先，做教做原小聲說，案聞只有昆明的聞聞文青年聽得到；后來，聲音越來越大，多先多先他向全國人民呼喊，生的說和生的說和叫人民起來，做教做原反對獨裁，案聞爭取民主!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他“說”了，跟著的是“做”。這不再是“做了再說”或“做了也不一定說”了。現在，他“說”了就“做”。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給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說：“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請傳觀。”

這是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他起稿的一張政治傳單!

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后，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兇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并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他“說”了。說得真痛快，動人心，鼓壯志，氣沖斗牛，聲震天地!

他“說”了：“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 “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鉆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鉆之彌堅，越堅，鉆得越鍥而不舍。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1930年到1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一月不梳頭”。聞先生也總是頭發零亂，他是無暇及此的。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辛苦，凝結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

他并沒有先“說”，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做”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到楚辭。十年艱辛，一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贊美，在驚嘆，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樓”的主人。

做了再說，做了不說，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作為學者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