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 -------------------------------------------------------------------------------- 東京也無非是求寫這樣。上野的散文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象緋紅的求寫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散文“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求寫頂得學生制帽的散文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求寫也有解散辮子,散文盤得平的求寫,除下帽來,散文油光可鑒,求寫宛如小姑娘的散文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求寫實在標致極了。散文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求寫門房里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里面的幾間洋房里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臺是一個市鎮,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后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迭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后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并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后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并且說,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后,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尸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干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里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干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干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后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后,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后,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天才徐志摩 余杰 19:12扔了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沒有不想飛的是人沒有不想飛的。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徐志摩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時,一架司汀遜式小型運輸機展翅北飛,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斕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霧鋪天蓋地,飛機頓時迷失了航向。經過幾分鐘艱難的飛行,飛機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馬山上,“轟”的一聲巨響,緊接著一團沖天大火,挾裹著濃煙墜落山下……這架飛機上有一位特別的乘客――現代詩壇的夜鶯徐志摩。在烈焰中,這位年輕的詩人結束了他35歲的生命,而他的靈魂已飛向天外,逍遙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徐志摩是一位從頭到腳都充滿了浪漫氣息的天才詩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熱烈崇拜的拜倫、雪萊、濟慈一樣,徹底地奉獻給了遠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那被魯迅形容為“處處是非人間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怎么會有這樣一個“單純”信仰的詩人?我始終覺得他不像一個純粹的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很少像他那樣快快樂樂、認認真真地做夢。中國人都是世故的,鄉愿的,滑頭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處處有飛沫,處處有閃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處處有鮮花,處處有芳草。不幸的是,錯亂的時代與困苦的現實一天天浸蝕著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樣哭,像孩子那樣笑,但生活卻強迫他長大。他的歌聲越來越低沉,他的目光越來越黯淡,他的笑容越來越稀疏,他的詩作越來越晦澀。一只禿筆去,一只禿筆回,再無當年劍橋的神采飛揚。生活的牽制、政治的壓迫、輿論的指責、友人的背離……團團地包圍住了這位堅持浪漫理想的詩人。“你們不能更多地責備我,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好的。”是的,一輩子徐志摩沒有絕望過,也沒有怨恨過誰。在最悲壯的那一幕到來之前,盡管現實的黑暗一點點地吞噬著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輝,他還是在痛苦中竭盡全力掙扎著,寫詩作文、教書、辦刊物、開書店,甚至實驗農村烏托邦計劃……作為一個詩人,他注定像蠶一樣用生命結成雪白的繭,在繭成的那天羽化飛升而去;作為一個詩人,他也注定像荊棘鳥一樣,銜著銳利的荊棘,在只有一彎新月的夜晚,不斷為理想而鳴唱,直到滿嘴鮮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終了。徐志摩是為了藝術,為了自由,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奮斗者,非特求免兇慘之痛苦,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復梁任公的責難時,徐志摩說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間有沒有真正的“靈魂之伴侶”呢?張幼儀、林徽音、陸小曼……有不愛而勉強愛的,有愛而不能愛的,有且愛且不愛的。總之,無論怎樣求索,他的“愛”一次次被現實碰得粉碎。這是必然的結果。浪漫的愛,有一顯著的特點,就是這愛永遠處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遠存在于追求的狀態中,永遠被視為一種圣潔高貴虛無漂渺的東西,一旦接觸實際,真個的與這樣一個心愛的美貌女子自由結合,幻想立刻破滅。原來的愛變成了恨,原來的自由變成了束縛,于是從頭再開始心目中的愛。這樣周而復始、兩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悲劇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渦之中,每一次的掙扎反而加速漩渦的運轉。徐志摩本不該來到這么一個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進眼睛里肯定會被流出的眼淚沖走一樣,他只能被當作異端。不設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擊,這是一種他怎么也參不透的邏輯。進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開始感到,盡管詩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撲騰,還是沒有力量帶整份的累贅往天外飛。“太丑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里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太陽給天狗吃去,我們只能在天邊的黑暗中沉默著,永遠的沉默著!這仿佛是經過一次強烈的地震的悲慘,思想、感情、人格,全結震成了無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統,再也不得連貫,再也沒有發現。”當每個聰明的成年人都對皇帝的新衣贊不絕口的時候,那個喊出“什么也沒有看見”的孩子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這一點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長不大的彼得?潘畢竟只是一個遙遠的神話,徐志摩則是一棵無法與土地告別的樹。追求了一輩子的美,突然發現面前傲然開放的是一朵惡之花。我們無法揣度他當年的心態,而好友梁遇春的回憶錄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著一枝紙煙向一位朋友借火時說一名話:“Kissing the hire”。人世間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這個暗淡的生活,簡直沒有一點光輝。“只有徐志摩肯親自吻這團生龍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為神奇,遍地開滿了春花,難怪他天天驚異著,難怪他的眼睛跟希臘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臘人的生活就像他這樣吻著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傳奇。”還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徹,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臘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飛”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詩歌《云游》中,他寫道:“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不知到了哪兒,仿佛有/一朵蓮花似的云擁著我/擁著我到極遠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來/人說解脫,或許那就是罷!”于是,他真的不回來了,真的解脫了。這是一個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則,這個沼澤地一樣的世界上,怎么會有徐志摩這樣一個不濕鞋襪的人來走一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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