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飯后,致友人書蘇東坡捧著肚子踱步,致友人書問道: 我肚子里藏有些什么東西? 身邊的致友人書
侍兒們說有滿腹經綸。唯獨他那個聰明美麗的致友人書侍妾朝云說: 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 東坡捧腹哈哈大笑,致友人書連聲稱是致友人書。于是致友人書老周嘆曰: 在蘇東坡的私生活中,最幸運的致友人書事就是有這么一個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致友人書女人。
----我想老周一定是致友人書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后,才會發出如此嘆喟的致友人書。不過如今也應該滿足了!致友人書
經歷了兩次婚變后,致友人書五十多歲的致友人書他終于與三十多歲的郭虹結為連理,正如五十七歲的致友人書蘇東坡居士愛上三十一歲的朝云姑娘一樣。而且我認為老周比東坡還幸運:朝云姑娘僅是一位侍女,而虹兒卻是位博士研究生。要不然老周不會唱出如此的詩句: 有了你,我的生命終于在這世界扎了根。我病態的悲觀從你健康的歡樂中受孕。于是,在我枯萎之前,我還來得及在這個世界上結下果實。
家渡老弟,你也許好笑我的這段敘述,但卻間接地表達了心境。前不久我在給朋友的信中曾這樣說: 我努力朝那一線光亮走去,初升的陽光照亮的不僅有我的蟬翼,還有我那廖落的神思。比起那些冷靜的人,我有太多的情感;比起那些放縱的人,我有太多的理智。這就是性格,這就是命運。所謂的幸與不幸,也許全蘊含在其中了。
基二你的 說真話何需勇氣? 這話讓我大為感嘆:
的確,說真話應該是人的本能,就如《皇帝的新裝》里那位小孩一樣,倒是講假話才需要有點膽量才對。遺憾的是,說真話在如今文明的社會,卻是如此艱難。
人為什么不敢說真話呢?
為什么總是有人好心地勸我說話小心些,或者要我在一些敏感的問題上索性三緘其口,甚至不妨違心地說點假話呢?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嗎?莊嚴的憲法不是明確規定保障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嗎?......
當我向老鴨提出這些理論時,他嘲笑我太天真、太固執、太書生氣了,他教我仔細看看現實:
馬寅初說過真話、彭德懷說過真話、張志新說過真話,可他們的下場如何?有的挨批、有的監禁、有的流放、有的被殺。
如今的中科院院士何祚麻先生是敢說真話的,可是如今的項目評審,再也沒人來請他,為何?因為評審是拿錢請人說好話的,何先生不知道這個 行情 ,他只要到場,就說真話,說過幾回后,人家就把他晾在一邊了。
北大的錢理群先生是敢于說真話的。他在北大的講課成了一道人文景觀,人們以沒有聽到他的講課而深感遺憾。結果呢?剛滿六十歲的他,就接到了學校的退休通知.
還有被譽為北大怪才的余杰,也是位敢說、敢拼、敢講的 牛犢 ,結果呢?寫了十幾本書又怎么樣?研究生畢業又怎么樣?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院簽了就業合同又怎么樣?最后因某領導一句話,他不是在北京成為一個待業者嗎?
還有龔建平,這位前國際級足球裁判,因收受賄賂,于2003年1月29日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于2004年6月11日悲憤而孤寂地死去。問國人,相信中國足球圈里只有一個 黑哨 嗎?挺不過良心煎熬而說出了真話的他,卻成了 替罪羊 。
還有,還有......算了,這樣的例子太多,再舉下去,我真有點透不過氣來。
我想,當人們講真話不再需要勇氣時,這個社會就正常了。要讓有良知的人敢于說真話,敢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就得保證不被人從 背后 下 殺手 ,就得保證不因領導把一點小問題當作政治、經濟的大問題而被規章,甚至被法律 做掉 。這得靠什么來支撐?靠什么來保證?我如今沒有找到答案。
前不久中央電視臺不是搞了一個《感動中國》的節目嗎?我認為21世紀的中國,除了真實,沒有什么能讓我感動;除了平等,沒有什么能讓我感動;除了尊重,沒有什么能讓我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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