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多年后，感謝媽媽如果有人問起，讓成我也只能說：“是更好的，我會彈琴。感謝媽媽”好像只是讓成一個普通的技能，會游泳、更好會寫字、感謝媽媽會說英語……

會彈琴，讓成這聽上去并不是更好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惜一開始，感謝媽媽并不是讓成這么想的。

我生長在大西北沙漠邊緣的更好油田小鎮，從爺爺輩的感謝媽媽第一代油田人建起它，到所有人在我十來歲時陸陸續續搬離，讓成那里都是更好相同的模樣。小鎮自成一個“王國”，我和我所有的同學一樣，在小鎮醫院出生，在小鎮中間的幼兒園玩耍，然后從一樣的小學讀到高中畢業。

所有人似乎都互相認識。

“顧老師給她家姑娘買了鋼琴”“人家慧子比貝貝小，都開始學琴了”……大概也就是這樣的理由，足以支持媽媽做出“一定要讓女兒學琴”這個決定。更何況，彈鋼琴是多么“高貴”的一件事：“你看電視里，公主們在晚餐后總是坐在客廳的鋼琴前面彈琴，穿著精致的大裙子，多美。”那年，《茜茜公主》的電影剛剛熱播，存留在媽媽內心深處的公主夢，被描繪得倍加誘人，可在那個家里還要為了吃飽飯而打架的年代，這些怎么可能實現呢？

“我還記得上中學時，就為了能摸一下音樂老師那架腳踏的風琴，每節課之前爭著搶著要去幫老師抬琴。多按了一下，心中就能幸福好久！”琴鍵上滿溢著媽媽少女時期的夢。

那年我四歲半，幼兒園肄業，被“夾帶”進小學學前班，坐在小課桌前，腳還踩不到地面。媽媽29歲，和爸爸月工資加在一起也就兩三百元，家里存款兩三千，一架鋼琴怎么說也要近萬元。

媽媽說服爸爸，兩人開始頻繁地坐公共車去銀川看琴，直線距離近100公里。那時候柏油路都還沒修好，單程近四個小時，道路坑坑洼洼，路兩邊是連天的戈壁、露天煤礦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這條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們又走過無數遍。

“我當年真那個一萬二的蘇聯進口的鋼琴啊，你爸就在旁邊勸，說借的錢太多，家里還要存錢買冰箱電視，就太困難了。”媽媽說。

“我覺得我的琴已經很不錯了。德國原廠的產線，晚幾年就都國產了，遠不如我的呢。”長大后我這樣安慰媽媽。

“嗯……也行吧。”

鋼琴搬回家的場景我還記得。春夏之交，窗外的陽光還蒙著連綿的沙塵暴過后的黃白色，爸爸和他七八個年輕的轟轟鬧鬧地把一個巨大的、沉重的、被嚴嚴實實包裹的大家具抬上三樓。小小的家里圍了很多人，包裹層層打開，黑色的鋼琴漆在陽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媽媽像是對著全世界宣布：“貝貝，這是你五歲的禮物。你以后要好好學，聽見沒？”

“嗯！”

后來我明白，不要輕易答應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即便當時明白又如何，我沒有選擇的權利。

隨著鋼琴搬進家門的，是一些鐵律：所有作業必須在下午放學前完成，每晚七點到九點固定練琴兩個小時。媽媽會坐在我的旁邊，從開始的音階，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個音符和節拍，全程監督。中途只能上一次廁所，喝水一次，嚴格固定；彈錯音會打手。從鋼琴進門到我初中畢業，每天最少兩小時，幾乎全年無休，重大考試、比賽前，練琴時間會盡可能延長。

十年周而復始，一直到我考完業余十級的考試。許多孩子一路學到五六級就了，他們曾是我媽媽買琴的動力。“這不過是一個興趣愛好嘛！”他們會這樣自我安慰，只有媽媽帶著我，一路考到我能考的最高級。

“媽媽，為什么慧子她們都不學了，我還要學？”

“這是你答應我的。答應的事情就要做到。”

從90年代“學琴潮”開始，城市周末的大街小巷，太多太多的琴童在家長的帶領下背著提琴（還好，沒看到過背著鋼琴的）和琴譜，像是去完成一項特殊的使命。

不乏如郎朗一樣的家長，帶著背井離鄉，租住在北京的小破房子里，就是為了兒子能在中央音樂學院找“最好的音樂老師”，考音樂學院附小、附中，從此走向“鋼琴家”之路。當然，郎朗只是個例。

“找個好老師，這太重要了！”作為高中老師的媽媽，從來就對此堅信不疑，“海頓教出了莫扎特，莫扎特教出了貝多芬。”

可小鎮上會鋼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學校的三兩個音樂老師，自己都遠談不上專業，怎么教小孩呢？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單程近四個小時。

銀川的鋼琴“專業課”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時。周日早晨七點整，媽媽拖著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車，為了省錢，只買一個座位，客滿的時候就一路抱著我。中午將近十二點到銀川南門老汽車站，坐3塊錢的人力三輪車，半個多小時到文化街的歌舞團大院，下午四點原路返回，晚上到家早已天黑。

好冷，常常開始上課了，我的手仍像凍壞的胡蘿卜，沒有那么多時間用來浪費，手指在僵硬的彈奏過程中才慢慢恢復知覺。連鋼琴老師都有些不忍，倒杯熱水讓這對大風里來的母女倆先暖一暖。

好悶，母女倆昏昏沉沉地擠在公車上，我滿身都起了痱子。

我很羨慕那些住在離老師家不遠的市里的孩子，“他們條件真好啊！”母女倆總是如此感嘆。每當拉著媽媽的手走在銀川寬闊的馬路上，我總是什么都想要——一切都那么好看、那么新鮮，但到頭來也什么都沒買。媽媽的理由不容置疑：“學費一次50元，還有吃飯、來回車費，我們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內。”偶爾路過鼓樓的新華書店我們會去看看書、琴譜和磁帶，只有和鋼琴相關的，媽媽才會額外通融。

很多年過去，在某個飯局上，有人說：“你知道以前馬家灘有個瘋，每周帶著娃娃去銀川學鋼琴。簡直是瘋了。”

我和媽媽聽了大笑不止，可是轉過身去，我莫名地就想流眼淚。

因為學琴的成本太高，練琴就需要加倍努力。挨打變得很頻繁。后來我還問過爸爸，你為什么從來不進臥室看我彈琴？你不喜歡嗎？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對我說：“太慘了，我實在是看不下去啊！”

伴隨琴聲的歡笑聲寥寥無幾，似乎這件“高貴”的興趣愛好無法讓任何一個人從中獲得“輕松”與“喜樂”。常常伴隨著的，是抽泣聲和嚴厲的訓斥聲，每首曲子想過關都需要巨大付出。我被撕過琴譜，被打紅過手，似乎還有幾次被拉下琴凳……爸爸偶爾勸兩聲，但多半都是沉默的，他當然也“救”不了我，我知道。

有時候，媽媽也會很溫柔——巴赫的曲子太難，考級又非要考，我學得太吃力，媽媽也會抱怨：“為什么會有人寫出這么復雜又不好聽的曲子。”兩人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讀”，好不容易彈順了，都會覺得如釋重負。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當有人問我：“你喜歡彈琴嗎？”“喜歡”這個答案就只是說給媽媽聽的。

怎么會有小朋友喜歡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時候的我著實難以理解。

爸爸媽媽不在家的時候，我會被反鎖在家里，要完成當天的“任務”。有的時候只是鎖一個晚上，寒暑假的時候會是一整個早晨或者下午。雖然，卻是我難得的休閑時間。

在閉鎖的空間里，我彈五分鐘琴，轉悠五分鐘，翻翻童話書，和自己說說話。電視是不敢看的，因為電視機會熱；玩具也沒什么好玩，拆來拆去不過就是那么幾個。

有那么一兩個暑假，也有同學來找我，我沒有鑰匙出不去，她也進不來，兩個小姑娘就坐在地上，隔著房門聊天。我不時看看表，提醒她：“你得回去了，我媽要回來了。”

來外婆家過暑假的表哥們也會來找我，但只是為了拿我爸媽的“小霸王紅白機”——他們在門口求我偷出來給他們玩，我爬上衛生間的洗衣機，打開衛生間高高的小窗戶，把游戲機盒子艱難地遞給窗戶外面疊羅漢的兩個，然后羨慕地看著他們離開。

更多的時候，我只是趴在陽臺的窗戶上發呆，看著外面偶爾飛過的鳥，和更少的人從家門口像是廢墟一樣的荒地上經過。沙塵暴吹過的時候，閉上眼睛，我總感覺自己聽到了海的浪濤聲。“沙漠的盡頭就是大海呢！”

我不止一次閉上眼睛，想象自己住在一棟海邊的房子里，穿著公主的紗裙，聽見真正的海浪拍打沙灘的聲音。

每一次在親戚和朋友面前的“表演”，都會出大大小小的差錯，我很緊張，我討厭彈琴給別人聽。

每一次想要在小鎮另一頭的外婆家和表姐再多玩一分鐘，都會被媽媽拉上自行車后座，滿含著不舍和淚水離開。

每一次被鋼琴老師指責曲子出錯太多或不夠熟練時，就像負擔了某種沉重的罪名。離開老師家的那一刻，我知道無休止的責罵又要開始了。極少數時候，在課上受到了夸獎，我總是小心翼翼地觀察媽媽的表情，如果老師關上門后，媽媽說：“今天還不錯，但老師說的其他問題，你還是要注意……”這才代表我真的可以露出輕松的表情了。

想來，這個過程我們都很辛苦，可哪兒有什么東西是可以輕松獲得的呢？

“瘋女人帶著娃娃去銀川學琴”的延續了五年，我家終于搬到了銀川。考過六級，媽媽再也認不清愈發復雜的五線譜，我也不再需要她從頭盯著我彈到尾。八級的曲子很好聽，九級好難，十級我不太有把握……這些問題隨著初中期的叛逆變得非常模糊。

忽然有一天，鋼琴老師在媽媽數次征詢意見之后，明確地說：“這孩子不適合搞鋼琴專業！”

“太讓我失望了！我覺得自己過去近十年的重心完全放錯了位置。”媽媽無比惋惜，“子學個藝術，多好！又輕松又溫柔！”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比正常孩子多達數倍的努力，同樣的曲子我依舊彈得非常吃力。“肖邦的九度都夠不到，怎么學專業的？”這是我的“硬傷”。媽媽一直忽略了這一點，最終我偏離了她的規劃——上音樂學院附中、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樂學院鋼琴表演系——那樣的話，既不像媽媽學理科那么辛苦，又不像爸爸學文科那么枯燥。

我在媽媽的失望中“倉皇”地讀了高中。不記得從哪一天開始，鋼琴課也就這么停了。

高一時，一次我有機會在全校同學面前彈《悲愴》。下面很吵，所有人幾乎都在聊天，對于我的曲子似乎毫無興趣。我記得自己還化了妝，一直很緊張，感覺每一雙眼睛都在批評自己，感覺總有某一個樂句我沒有處理好。這種感覺很糟糕。

事實上，那天難得地沒有出錯。

后來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媽媽，我發現學校的鋼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個階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彈琴，合唱團的師姐問我，要不要來合唱團當鋼伴，我想去呢！”

“媽媽，學校鋼琴比賽，我進復賽啦。”

“媽媽，鋼琴比賽我被刷掉了……有個師姐彈了肖邦那首特別難的練習曲，好好聽啊！”

“媽媽，我在教會當了司琴。有人在教堂，我彈了婚禮進行曲！”

……

“媽媽，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遠，我好久沒去了。”

“媽媽，我想彈琴。”

在我意識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以前的和解了。

我無比的每一首鋼琴曲的學習——從維也納古典樂派到浪漫主義，讓我在往后學習文學、藝術、歷史中，不斷彼此影響和融通；感激童年無數枯燥乏味的練習，讓所有的技巧成為我的肢體與不可磨滅的一部分；感激那些獨自在家的日子，讓我早早地不那么懼怕和別離，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滿浪漫與幻想。

這種和解，或許也像我當初學琴一樣，是無可選擇的。可不和解又能怎樣？我完全沒法想象，拋棄了這段童年——或者說幾乎是整個童年的全部——我會是什么樣子。

當我如此向媽媽“告白”的時候，她只是說：“小時候管你彈琴管得太嚴了，我現在都覺得自己好傻。你會不會怪我？”

大學畢業到北京工作，我租的房子里一直沒有鋼琴。

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只學會了一兩首新曲子，是趁每年回家的那幾天，斷斷續續學的。舊鋼琴一直擺在新家的書房里，上面鋪著雪白的蕾絲花布，琴身依舊閃著耀眼的黑色的光芒。

我最后一次給外婆彈琴是大一的暑假，我彈了德彪西的《》，外婆說：“真好聽，好溫柔啊！”那時候她正飽受癌癥的煎熬。

我忘記最后一次彈琴給爸爸聽是什么時候，大概去香港讀書前，和他在廚房做飯的時候，我忽然跑回書房彈了我新學的曲子。廚房開著油煙機，我想他未必能聽得到。

寫這篇文章之前，我視頻“采訪”了媽媽，母女倆還沒講多久，眼淚就流了下來，這是我自己不管怎樣都沒法解釋和安撫的情緒。

我快29歲了。如果我有一個女兒，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氣和毅力像媽媽這樣，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日復一日地為女兒的一個“興趣”辛苦奔波。

在視頻里我數次想對她說：這么多年過去，我明白，自己最終收獲的，遠比付出的多。感謝媽媽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話剛到嘴邊，我就哽咽了。（文/沈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