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大多”、“改良的數新”，有太多營銷活動套用這些詞了，必比我們甚至默默接受了“新”就必然與“改良”相關。老藥但是更好，如果宣傳對象是大多新藥，可別不加懷疑就照單全收。數新對于一種特定疾病而言，必比大部分新藥并不比已有的老藥最好藥物更優秀。

《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最近刊發了一篇相關論文，更好題目為“新藥：我們什么時候犯的大多錯又該怎樣做得更好”。作者分析了2011至2017年期間德國監管方審批通過的數新216種藥，其中152種是必比新研發的，64種是老藥已有藥物獲批新的用途。分析發現，更好相比成熟藥物， 只有25%的新藥擁有“可觀”或“重大”的優勢。在降低死亡率、緩解癥狀、減少副作用、提高生活質量等方面，高達58%的藥物都不能明確給人們帶來額外的好處。

“這并不意味著確實不存在額外的好處，”上述論文的第一作者貝亞特·維澤勒（Beate Wieseler）在采訪中說，“這只說明，我們沒有證據，要么是完全沒有研究，要么是有研究但質量不佳。” 而在治療精神障礙、神經障礙，以及糖尿病的藥物中，分別只有6%和17%存在確定的額外好處。她和同事寫道，這一結果“十分驚人”。

維澤勒和報告的共同作者都在為德國醫療保健質量與效率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Health Care）工作，這類機構叫做衛生技術評估（HTA）機構。當德國的衛生系統決定是否應為某種新藥付費時，該研究所會提供建議。美國巴爾的摩的非營利機構醫學技術政策中心（Center for Medical Technology Policy）的肖恩·圖尼斯（Sean Tunis）表示，目前，很多國家正努力應對新藥價格的盤旋上升，在這個過程中，HTA機構的權力已經變得“極大”。在美國，HTA的工作方式略有不同，他解釋道：“如果付費方認為一種新藥并不比已經存在的藥有任何優勢，他們會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要求用藥者首先使用較便宜的藥。”美國保險公司和醫療補助計劃經常會堅持這種“分步療法”。

在有些國家，HTA會要求證明新藥能夠勝過已經存在的標準療法。在這方面，德國的HTA可能是最苛刻的。但是這種要求并不總是符合實際。首先，相關研究可能曠日持久，成本極其高昂，甚至還不能保證成功。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認知療法”（Cognition Therapeutics）的董事長兼CEO肯·莫克（Ken Moch）說：“他們關注的是以低成本獲得差異化的新藥，但對開發新藥背后的經濟邏輯卻缺少認識。”他還說，要求開展試驗證明新藥的優勢，甚至可能會讓制藥公司喪失開發新藥的興趣。

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大型制藥公司越來越聚焦還不存在優良藥物的領域，比如罕見病和晚期癌癥。對應藥物一般都是初次進入市場，價格沒有上限，往往以有限的有效性數據就能光速通過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的審批。當有試驗證明能夠使腫瘤縮小30%的情況下，很多新的抗癌藥物就通過審批了，即使這些藥物還沒被證明能夠提高生存率。

圖尼斯認為，由于加速審批，“在風險和收益上都有極大不確定性的大量藥品通過了審批”。其實，除了在審批前做直接的藥物比對試驗，還有其他的解決方案。比如，監管者和付費方可以要求開展上市后的研究，追蹤藥物的有效性。然而這個步驟經常被忽略。

圖尼斯所在的醫學技術政策中心采用了另一種方案。去年，這家機構將治療血友病的試驗性基因療法的各相關方（7家藥物生產商、患者群體、監管者、HTA機構等）召集在一起，協定了廠商在審批前可以達到的一系列目標。例如，患者要求緩解慢性疼痛，在監測出血發作頻率的同時也要監測心理健康狀況。這樣做就很好地協調了各方利益。

如果制藥公司都使用相同的方式衡量新藥效果，就有可能在不同的產品之間做出比較。患者和醫生也不會被蒙在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