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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語言特點

《茶館》在藝術風格上，茶館把悲劇和喜劇有機地糅合融會起來，特色以喜劇的茶館形式表現了最為悲切的內容，形成了悲喜結合的特色特色。因此，茶館人們稱《茶館》是特色一曲含淚帶笑的舊時代的哀歌，是茶館一個亦莊亦諧的社會的葬禮。

反映舊社會人吃人的特色黑暗現實，埋葬三個舊時代，茶館構成了《茶館》的特色悲劇基調，但是茶館老舍卻為這出人間的悲劇編織了一套喜劇的外衣。這喜劇外衣的特色材料不是別的，乃是茶館舊社會的畸形和病態：吃人者張狂無恥、可憎可笑的特色嘴臉；弱小者被人吃掉的那一瞬間的奇異的情景，以及一些小人物的茶館“人生零碎”。在階級社會里，人吃人的現象是普遍存在、平平常常的，并沒有什么可笑之處。但這些平凡普通的社會現象，一經老舍的概括提煉、生發改造，就達到了化平凡為殊異、化腐朽為神奇的境界，升華為戲劇行動中“奇”“巧”“怪”“異”的東西，就能使人發出含淚的笑聲，達到對舊社會強烈諷刺的藝術效果。劇中那個半男不女、行將就木的老太監，竟還要買個15歲的姑娘當老婆；有錢人無所事事，為了一只鴿子雇傭大批流氓打群架；馬五爺對常四爺大為藐視、不屑理睬，可是一聽見教堂的鐘聲就立刻肅立正冠，學著洋大人的樣子畫十字；劉麻子拐賣婦女，還說為她們“分心”；小劉麻子在談到他包攬買賣婦女的缺德計劃時是那樣眉飛色舞、恬不知恥，甚至把他老子被“大令”殺頭也當作吹牛的本錢……這些丑惡的現象有多么可憎、可惡、可鄙、可笑!老舍用喜劇的手法，把人世間這些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就取得了成功的喜劇效果。

舊社會的畸形和病態，不獨包括吃人者的丑惡與無恥，還包括被吃者的愚昧和可憐，這也是老舍編織喜劇外衣的材料之一。這本來是悲劇性的，一旦成為藝術上的“奇”“巧”“怪”“異”的東西時，也就帶上了喜劇色彩。逃兵老林和老陳，想二人合伙娶一個媳婦，搞個“小三口”，不但沒實現，還被特務搶走了現大洋；安分老實的松二爺自己正“瞪著眼挨餓呢”，可一提起喂黃鳥就頓時來了精神，說什么“我餓著，也不能叫鳥餓著!……一看見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能包辦“滿漢全席”的有名廚師明師傅，因為“這年頭就是監獄里人多”而落得賣掉家什，去大牢里蒸窩窩頭；聰明伶俐的小丁寶，明明知道“干這一行，活著身上就爛了”，可還是得參加沈處長主辦的“花花公司”……這些都是可悲可咒的社會畸形與病態，也是可憐而可笑的人生命運。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利發等三

位老人自我祭奠，在臺上扔著拾來的紙錢，用凄楚的、似哭似笑的聲音自我解嘲的場面。所有這些，都形成了《茶館》別具一格的悲喜劇色彩：這是悲中有喜，笑中帶淚。人們在大笑一場之后，品嘗到黑暗年代人世間的苦澀辛酸，在含淚的笑聲中送別那可詛咒的舊社會。

《茶館》在語言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這個戲里沒有政治標語和口號，也沒有一般的話劇腔，人物說的全是北京大白話。可是大白話說得有特色，既有地方的、時代的色彩，又有幽默與諷刺的風格；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做到了語言性格化，又說得那么簡練、流利、形象、生動。王利發的臺詞不但符合其茶館老板的身份，而且表現了他性格的發展變化。劇的第一幕，王利發正當青年時期，雄心勃勃，精明干練，一心要使祖傳的大茶館發達興旺起來。他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上下應酬，左右逢源。這時他語言的特點是由精明帶來的風趣圓滑。秦仲義到茶館里來說要漲房租，王利發推托、應付說：“二爺，您說得對，太對了!可是這點小事用不著您分心，您派管事的來一趟，我跟他商量，該漲多少租錢，我一定照辦!是!!”秦仲義說：“你這小子，比你爸爸還滑!哼，等著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發則說：“您甭嚇唬著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應我，心疼我，決不會叫我挑著大茶壺，到街上賣熱茶去!”人們聽到這些圓熟風趣、油嘴滑舌的對話，無不發出會心的笑聲。第二幕是王利發的中年時期，由于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裕泰茶館風雨飄搖，王利發苦心改良，慘淡經營，此時他語言的特點是由苦悶彷徨帶來的滿腹牢騷。幕啟時，茶館正準備重新開張，而他卻說：“我要是會干別的，可是還開茶館，我是孫子!”當聽見遠處有隱隱的炮聲，他就沖著妻子王淑芬說：“聽聽，又他媽的開炮了!你鬧，鬧!明天開得了張才怪!”王淑芬說：“明白人別說糊涂話，開炮是我鬧的?”其實王利發并非糊涂，而是因為心煩意亂、怨天尤人，才發牢騷講怪話。第三幕是王利發的老年時期，大茶館已經完全衰落并面臨被霸占的危險，王利發徹底泄了氣。此時他語言的特點是由絕望而帶來憤世嫉俗的嘲諷和反抗。小丁寶向他問候：“老掌柜，你硬朗啊?”他不說身體好壞，而是說：“要有炸醬面的話，我還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沒有!”小唐鐵嘴奉龐四奶奶之命前來威逼他交出康媽媽：“王掌柜，我晚上還來，聽你的回話!”王利發根本不正面回答，而是話中帶刺、憤然反抗說：“萬一我下半天死了呢?”隨著三幕戲的發展，王利發的語言色彩發生

了有層次的變化：從風趣圓滑，到牢騷不平，最后變為冷嘲熱罵。老舍正是這樣通過王利發語言的變化，揭示了他性格、命運的變化，折射出時代的變化。這種運用語言的功力，若非大師，是很難做到的。

除了性格變化之外，《茶館》的語言還具有幽默與諷刺、簡練與流暢的特點。老舍寫東西從無虛華或故作驚人之筆，然而那種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精粹語句，卻常常含有驚人之處，令人拍案叫絕。他能一筆兩筆就勾勒出一個人物，也能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人物的靈魂。他用不多的筆墨，就把唐鐵嘴這個江湖騙子的油滑、無恥和滿身的奴性，描繪得淋漓盡致。唐鐵嘴是個大煙鬼，第二場出場時，王利發談起他這個嗜好，他說：“我已經不吃大煙了!”“我改抽‘白面兒’啦，你看……，大英帝國的煙，日本的‘白面兒’，兩大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幾句對話，一個油嘴滑舌的江湖騙子，就活脫脫勾畫出來了。當人們聽他說“我已經不吃大煙了”，以為他改邪歸正了，然而他出人意料地接一句：“我改抽‘白面兒’了”，人們不禁轟然大笑。老舍先生在劇本的臺詞里，巧妙地吸收曲藝相聲的語言技巧，不時地“甩包袱”，把一些合乎情理但出人意外的“笑料”一甩出來，就產生了強烈的幽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