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與非主流 施晗散文集《書生味道》的施晗首篇即談主流與非主流的問題，坦言“做自己的施點非主流”。由此我想起先祖們曾在古希臘神廟上鐫刻著一句對后人的晗文提醒，“認識你自己！學特”法國大思想家蒙田也說過“世界上最重要的施晗事情就是認識自我。”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名著《人論》的施點第一段話就是：“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這看來是眾所公認的。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晗文一切爭論中，這個目標始終未被改變和動搖過：它已被證明是學特阿基米德點，是施晗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中心。”另一位德國哲學家舍勒一篇名著的施點題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的位置》，力求認識自己，晗文認識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學特位置。一個民族的施晗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確地認識自己。中國近代以降，施點從梁啟超、晗文嚴復到魯迅、胡適、周作人，歷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國人研究自己，反思國民性的弱點。梁漱溟甚至認為：“孔子畢生所研究的，的確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學’。”而就整個人類來說，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其實是整個人類始終不變的科學探求的終極目標，從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到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一直到愛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學家的現代宇宙觀，實質上都是在探索著人類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究竟處于怎樣的位置。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關系到人類的世界觀、人生觀等等許多根本性的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所以，作為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掌握多少知識和財富，最當緊的認識自己。認識得越早越深刻越好，因為大多數人其實終生也沒有認識自己。堂·吉訶德到臨死時才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騎士；阿Q則是直到被押往法場時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這兩個藝術形象都是絕妙的“鏡子”，啟悟人們認識自己，實現精神的自覺。而阿Q則是中國化的，對于中國人具有特殊的啟悟意義。魯迅從創造阿Q這個精神典型，到后期寫阿金這個蒙昧顢頇的娘姨形象，都是從根本點上總結中國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啟悟他所摯愛的中華民族從精神幻覺的迷夢中覺醒，讓人們從朦朧、昏憒的醉迷中醒悟，掙脫出“瞞和騙的大澤”，敢于正視人生，正視面臨的物質實境，“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正確地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這恰恰是一種最根本的精神啟蒙與哲學啟悟。什么是聰明、睿智？善于花言巧語、耍小手段是嗎？絕對不是的。用魯迅的話說只是“輇才小慧之徒”和“巧滑之徒”，“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真正的聰明、睿智，就是不斷地虛懷若谷地內省自己、了解外界，及時而準確地保持“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明”。無此“兩明”，辦事休矣。其實，正常狀態下，文學本來就是處于非主流的。敦誠贈曹雪芹的詩曰：“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扣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就是勸曹公安心于非主流，摒棄功名利祿、臧否毀譽，在黃葉村埋頭著書。倘若曹公當年不做自己的“非主流”，后來就不會有《紅樓夢》了。我自知也晚。到了六旬退休之后，才在“學者自述”《幸福全在“大部頭”》中不得不承認自己“從政無智，從軍無勇，從商無金”，不得不埋頭在“大部頭”的書籍中“討生活”，甘心情愿做自己的“非主流”。施晗比我聰明得多，自知也早得多。他13歲從事文學創作，在全國各大刊物上發表作品，引起文壇轟動，獲“星星詩刊”全國文學大獎等各類獎項十余次。歷任《青年文學家》《華人世紀》等刊物執行主編。先后主編出版有《百年中國文學經典文叢》《中國當代文學百家》《近現代名家散文精選》《近現代名家詩歌精選》《當代校園文學選》《當代實力派隨筆精選》《最具中學生人氣的名家小小說》等文學選本三百余部。已在全國各大期刊發表作品四百余件，入選多種權威選本；部分作品在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發表出版。2010年作為中國文學代表出訪柬埔寨，受到柬埔寨王國副總理涅文才先生親切接見。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夢回千年》《追憶似水年華》《生于80年代》《極地》；長篇小說《天國無門》《洛城筆錄》等。現居北京，任千卷傳媒董事長。然而，他絲毫沒有被這些可觀的成績沖昏頭腦，始終保持著對自己的清醒認識，既不為自認是“主流”的某報社主編所惑，跟他當“學生”，也不被重權在握的親友所動，實現所有人對他夢寐以求的“主流”生活的期待，而毅然“走自己喜歡的路子”，“只做自己的‘非主流’”。正是因為這樣，施晗才沒有成為“‘主流’的犧牲品”，在從來沒有人追問過所謂主流觀念正誤與否，只要求你“按照大家的意思滿足了所有人一成不變的主流思路”的大環境中，以自己特有的沉穩與睿智特立獨行，寫出了一系列為人驚嘆的好文章。2.“80后”與“非80后”施晗被稱為“最不像80后的80后作家”。像“80后”，是因為他的年齡，生于1980年之后，年輕，充滿朝氣、銳氣和精氣神。讀他的散文，就像看到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人，在北京黃昏的長安街上快步走著，人們來去匆忙，任何一個十字路口，人潮聳動。他決意當天走完長安街。一定，他發誓！他不僅走完了長安街，而且帶著文學行走，走過朱自清日日行走的荷塘，汪曾祺走過的胡同，史鐵生常來的地壇……置身于這個悵惘、低徊的年代，面對中國文化的斷想，瀟灑地走了一遭又一遭。縱然遇上賣字畫贗品的店主時，“第一次覺得自己那張有著近二十年嚴肅的臉顯得天真與無邪”，但他的心是美的，充滿了清明的生命的激情……不像“80后”，是因為他具有與年齡不大相符的穩重冷靜的思索、質樸、靈動而又老熟的語言，以及心憂天下的情懷。讀《公子頭上的月季》，我依稀想起了蕭紅的《呼蘭河傳》。小團圓媳婦在愚昧、暴烈的婆家斥打與“云游真人”裝神鬧鬼的邪治下悲慘地死去了，四姑也在她爸的吊打與“神靈顯答”的愚弄下，瘋了，多少年后作者看到的，是“用鐵鏈拴著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作者“幼小心靈上的瘡痂將要被撕開”……蕭紅說她所指向的是整個人類的愚昧。施晗也是在揭露著家鄉閉塞、蒙昧的黑暗面。正是這種苦難，使他像蕭紅一樣早于同齡人而成熟了。從年齡上看是“80后”，從作品所達到的深度來說，是“非80后”。3.天然與非天然元好問有詩曰：“一語天然萬古新”。施晗的語言是天然而淳樸的，清明得如一潭清水，一眼見底，一看即明；像鮮靈靈的月季花“日漸嬌蕊，盈盈欲滴，發出沁人的幽香”。譬如——天也有一雙眼睛，到底是人在看天呢，還是天在看人。大自然很多美的東西，也只有晚間，才可以去想象他們的存在。那一段深邃的夜，我亦是熄燈度過的。夜，深了。風，緊了。像清水一樣的白話，如汩汩溪水流過整本《書生味道》。但如細品，就會發現施晗絕不是信口而流。他的文字是經過一番艱辛的研磨和錘煉的。譬如——冬天的最后一天，時間似破繭而出的蛾羅，一夜飛遠我的掌心，讓我感到生命的惶恐。文學語言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作家是否善于使用比喻。一篇文章或一本書里，比喻的巧拙與多少，往往反映著作家的才氣與功力。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和錢鍾書無疑是善用比喻的大家。他們的比喻看似信口而出，但給人以形象、深刻的印象。施晗也是善于運用比喻的，把“時間”比為“破繭而出的蛾羅”，就別出心裁，既簡明，又凝重。施晗還精于煉字，譬如——我打老遠打老遠從北京飄來……一個“飄”字，包含多少意蘊？深藏了多少含義？我們可以從中想象作者從家鄉與北京的艱苦與奮斗，樂觀與瀟灑。……盛滿著一種哀求，人都說她就是四姑。一個“盛”字，又鎔鑄著多少哀怨？多少不平？我們能夠從中體會到人類愚昧給同類帶來的痛苦與抗爭，絕望與悲哀。外面竟是一片紛飛的白雪，天被遮住了，只有紛紛的云落下的眼淚。既是獨出心裁的比喻，又是絕妙的煉字。“白雪”被比喻為“眼淚”，而竟是“云”落下的。多么奇妙的想象！王安石詩云：“看似尋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卻艱辛。”文學的最高境界是自然。施晗的文字好像不大著力，不故作驚人之筆，悠悠閑閑，單純的氣氛使作者和讀者都不感到拘謹，形若天然，毫不費力。其實不知內蘊著多少功力與艱辛。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的詩，柳宗元的散文，大抵都是經過慘淡經營然后達到貌似平易而實雋永的境界，比之那種鋒芒畢露、力竭聲嘶、一覽無余的作品，自有高下之別。正如施晗在《戲說筆名》中所講的“大匠不雕”。用元好問后一句詩說，是“豪華落盡見真淳”。一般藝術修養不夠，藝術經驗不足的作者，不容易體會到此中甘苦。這或許也是施晗年齡為“80后”而又“非80后”的一個重要原因。4.童真而非天真童真，是成熟的作家表現出的一種氣質。其實，就是要求作家持有一顆愛心。愛自己、愛家人、愛生活、愛自然，愛所有一切值得愛的事物，這樣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才能擺脫世俗的束縛，排解世故的眼光，輕松地找到自己的生活，快樂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而具有童真的作家、藝術家，往往能夠產生常人所難有的奇思異想，作品標新立異、別具一格，想象力讓人意外，表現力讓人折服，認識力讓人茅塞頓開。《書生味道》充溢著童真之味。使讀者感到了作家對人生的愛：“有時多像一部讀不完的文學，似詩歌、似散文、似小說、似雜論、似那本藏封多年的名著，也許曾一度忘記書中主人公的名字，卻時常把它里面的內容說起。”他愛家鄉長街上的舊書攤，“在這里買了本《文選序》和《說文解字》，總共一塊三毛錢，厚厚的，掂在手掌，那心里美的。”他愛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寫成了《美麗在你眼》。他愛后來被逼成瘋女人的四姑，看著她“背著書包一跑一跳地回來，發辮盤曲扎花，左手還用布袋攪了一懷月季，整個晚上，四姑總是蹊蹺地笑，沒有說一句話。”越是對四姑顯出這般童真的愛，就越是對她的命運充滿了同情。在《永恒的愛》中，施晗講了這樣一段深含哲理的話：“在人類的長河中，愛人、手足、朋友、師生……那些曾經一同經歷過風雨的洗禮，那些曾經一同哭過笑過的日子，往往長存。猛回頭，又一只銜著食物的壁虎正從誰家的窗臺爬過，請注意，千萬別驚擾了他們的美夢。”連壁虎都同情的人，怎么不在心中盛滿了童真？然而，施晗卻不天真。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不得不改變自己輕信的弱點。在《是非》中，一個約莫八九歲的女孩“圓規式”地立在他面前，“衣著稀爛，且十分邋遢，頭發被兩根麻繩扎著，眉中被無情的烈日刺出幾道若如老者的皺紋，眼睛深陷，卻睜得很圓、很大，整個地就活像一只呆雞。”女孩向他訴苦，下跪，哀求。說她是個孤兒，一歲時，爸爸病逝，媽媽不要她，就把她丟在了路邊的一棵大樹下，幸得有一婦人撿回，才留得小命活到現在，哪知，天有不測風云，去年，那婦人死了，她就只得跟著婦人的前夫生活在一起，而那婦人的前夫也得了重病，此刻，正在床上呻吟，留下她和他的兒子，至今，他兒子天天乞討，而她就跑到了這里來，請作者幫她刊登一則求援啟事。作者心疼了，只能照辦。兩個月后，在他收到四千余元錢，用一個紅色盒子裝好，按照地址找到女孩交給她的時候，女孩的父親坐在床上言語稀少，“嘴角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笑。”再后來呢？女孩竟至不認識他了，“露出兩行又黃又尖的牙齒，用一種習慣的語氣問道：‘先生，打牌嗎？’”作者的“心涼透了”，“連忙逃出了這個是非之地。遠處，那只狗又追了上來……”這樣的現實怎不讓人“心涼透了”？然而現實就是這樣的！比這嚴酷得多的還有的是呢！這不禁令我想起了魯迅最信任、最痛惜、最懷念的青年作家柔石，《為了忘卻的紀念》這樣描寫他：“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以至于被抓進監獄上了鐐，還以為是“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柔石和他的戰友們終于不明不白地被殘酷地殺害了，成為“左聯”五烈士。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居然是被陣營內部的人借敵方之刀殺了異己。魯迅痛悼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字里行間也為柔石的天真而扼腕。魯迅不僅傳輸給青年富有童真的大愛，也憑藉自己豐富、坎坷的閱歷告誡人們不可太天真！魯迅的深刻與經驗是青年最應該學習的。難怪魯迅1936年4月5日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說：“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無法可想。”施晗生長在湖南祁東，在艱苦的山路上磨礪過，又從鄉下來到北京，飽嘗了人世間的苦樂冷暖。他不是曖房里的花朵，而是在山石夾縫中艱難成長的勁松。他通過自己的親身閱歷也在告訴更年輕的朋友：人世是復雜的，不可輕信，不可天真！我想：這也正是施晗散文的可貴之處。當然，要做到不天真，僅從書本和道理上知曉是不夠的。像我已經到了望七之年，受挫不知多少次，魯迅的書也不知讀了多少遍，仍然屢屢輕信，時時天真，結果總是上當受騙，經常吃大虧，還鬧得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如朋友痛心地指出的：你讓人家賣了，還懵里懵懂幫人家數錢呢！真乃愚不可及！但這恐怕不僅是智商問題，有些人與事，從理智上我也明白，知其不善，卻依然下不了決心割斷。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歸因于香港歌星所唱的“我的心太軟！”自知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從父母那里繼承下來的慈善、忠厚的性格是改不了的，所以只能對有些年輕人退避三舍，不再來往就是了。然而，對施晗卻不一樣，我一見他就很喜歡，戒心全無。因為他是那樣聰明，睿智，又是這般童真，仁愛，不必設防。宋代學者張載在《西銘》中說“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易·乾》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孟子·告子下》說：“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這是林非先生在《中國魯迅學通史》序言中贈給我的話，愿我能夠“刻苦自勵，永不懈怠”。我愿意將這些名言轉贈給施晗，他和我一樣都是在磨難中錘煉出來的，所以一見面就“心有靈犀一點通”。童真卻不天真。正因為如此，施晗的童真才格外難得！5.文學的希望正在悖論中很有些人認為：中國文學的希望寄托在施晗這樣的年輕作家肩上。我不敢下什么斷言，但是我堅持認為文學的希望正在悖論中。回想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柳宗元，不正是處于悖論中嗎？韓愈，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三歲而孤，靠兄嫂鞠育成人。懷瑾握瑜，滿腹經綸卻功名蹭蹬，歷盡艱辛方才進士及第。走入仕途后又因性格耿直、直言無忌而賈禍，一貶陽山、再貶為博士、三貶潮州、顛沛流離，身心交瘁，但他能做到宦海浮沉而榮辱不驚。從政為官，鞠躬盡瘁，有惠及民；執筆為文，瀉玉飛珠，成為一代宗師。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貞元九年（793）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后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敗，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貶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師，又出為柳州（今屬廣西）刺史，政績卓著而著述頗豐。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貶期間，南方人士頗有向他求學問業者。韓、柳的共同點是都遭遇過仕途的波折，處于人生低谷時反是文學上出輝煌成果的時期。另外都對古典文學造詣深厚，而又倡導創新，置身于新與舊的悖論之中。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可能“文起八代之衰”，成為古文運動的主導者。同樣，在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二周”——魯迅與周作人，也恰恰是處于新與舊的悖論之中。他們也像韓愈、柳宗元一樣，身世坎坷，少年喪父，祖父又因科場案被皇帝親判為“斬監候”入獄待死。家境迅速從小康走向敗落，受盡欺辱，從而看清世人的真面目。這樣，反而使兄弟二人發憤苦讀文學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柢。如魯迅在《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中所言：“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傳統舊文學根基極深，能夠洞知其弊病，又能繼承其優長；熱烈地歡迎新文學，發揚其新進性，又能避免其稚嫩；由此成為中國現代新文學運動的主將。那些固守舊文學的人落在時代后面了，缺乏傳統文學根基的新文學運動的弄潮兒也曇花一現、一縱即逝了，惟有置身于悖論中者托起了新文學的希望。這簡直是文學史發展的一個必然規律。施晗正是處于悖論中，主流與非主流、“80后”與“非80后”、天然與非天然、童真卻不天真，恰恰是這種悖論的精要之點。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施晗少年時就酷愛讀書、學習。他朝氣蓬勃，像早晨的太陽，與同輩的青年人相處和諧；又敬重老人，與林非、雁翼、石英等老一輩作家、學者成為知音。《我與林非先生》最令我感動，“瀟灑與樂觀的林非先生”，被他寫得活靈活現，可親可敬。他精通現代文學，《戲說筆名》足見了他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了如指掌；又陶醉在古典文學中，《萬千繁華已落盡，一生最愛宋詞吟》足證他對傳統文學的沉醉與熟稔。可謂是“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從他送我的條幅中，看到施晗的書法蒼勁、老到，似出自老書法家之手，不像年輕人所寫。令我這從小癡迷于思索而不注意練字的人汗顏。施晗就是在這舊與新、老與青、雅與俗、細與粗的悖論中汲取著、生長著，必然熔鑄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