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傳及翻譯注釋,現在下載,新用戶還送新人禮包,

《屈原列傳》有關資料

一、屈原讀《史記·屈原列傳》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系統地記載了我國古代最偉大的列傳詩人屈原的生平事跡，闡明了他的及翻思想志行，評述了他的譯注代表作品《離騷》，著錄了他的屈原另一篇有名的作品《懷沙》。這篇列傳是列傳供后人研究屈原和他的作品的最早的最寶貴的資料。就文獻價值來說，及翻它已經是譯注不朽的了。我這里不打算談關涉到考證方面的屈原問題，主要是列傳從這篇作品的內容來研究作者司馬遷是怎樣推崇屈原的；其次，簡略地談一下司馬遷為什么推崇屈原；最后也簡要地分析一下這篇作品的及翻藝術特點。

司馬遷傳屈原，譯注是屈原把他的人品和他的作品結合起來研究和論述的。我們研究司馬遷怎樣推崇屈原，列傳也應該聯系屈原的及翻幾篇主要作品來研究，以資驗證。

司馬遷推崇屈原有兩個方面：推崇他正確的政治主張和偉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語言藝術上的高深造詣。

司馬遷認為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是正確的。屈原是楚國的貴族。當時，秦國兵力最強。但是楚國和齊國從親，是可以抵抗強秦的，因為楚國疆土最大，齊國財力最富，而且楚、齊從親，其他山東之國也會跟楚齊一道合縱來共同對付秦國。如果楚王能始終用屈原的外交主張，并且修明內政，那當時的天下還不知鹿死誰手。本傳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楚國和齊、秦的關系，從歷史的教訓來證明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的正確。當楚懷王重用屈原任為左徒的時候，齊、楚從親，秦國不敢侵犯。等到楚懷王聽信了上官大夫的毀謗而疏遠了屈原之后，秦國就令張儀來離間齊楚的關系，破壞兩國的聯盟，以便各個擊破。張儀騙楚王說，楚國如能和齊國絕交，秦愿獻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圖便宜，便當真和齊國絕交。張儀又說是獻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懷王大怒，就興兵伐秦。楚國沒有了齊國的援助，弄得損兵折將，喪權失地。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齊，和齊國恢復邦交。秦國又說把漢中地還給楚國來講和。楚懷王因為恨透了張儀，說不愿得地，愿得張儀才甘心。張儀居然來到楚國，收買了楚王的寵臣靳尚和寵姬鄭袖，竟又安然返國。等到屈原從齊國回來，問楚王為什么不殺張儀，他后悔已經來不及了。這樣，又上了秦國的當。其后，諸侯兵擊楚，楚又大敗。其后，秦又騙楚懷王到秦國去，屈原勸他不要去，可是他聽了他的幼子子蘭的話到秦國去了。果然一到秦國，秦國就不放他回去，要挾他割讓土地，終至客死于秦。他的兒子頃襄王忘卻血海深仇，反而向

秦屈膝，重用親秦派子蘭等人，放逐屈原。后來楚竟為秦所滅。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楚國親齊，秦國就不敢侵犯；親秦，就吃秦國的大虧。

司馬遷對屈原的政治才能是異常推崇的。本傳說屈原的《離騷》是“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他還慨嘆說：“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圣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可見司馬遷認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樣的政治，認為屈原主張舉賢授能。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這種政治傾向是強烈的。《離騷》里說：“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復地論述歷代興亡，認為亡是由于殘害忠良，而興是由于舉賢授能。他主張要替人民打算，要選賢與能，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馬遷說他能夠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是正確的。司馬遷不僅贊成他的賢能政治的主張，并且認為屈原就是賢能兼備的人。他說：“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然而司馬遷對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還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爭精神。因為楚懷王昏庸貪婪，對外則親齊親秦搖擺不定，對內則寵任奸佞，聽信讒言。屈原雖系貴族，并非近親；雖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沒得到長久的重用。《離騷》里說：“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楚國政治情況。屈原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國的危亡，堅決地起來斗爭。他憤怒地控訴了貴族當權派的無恥：“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固時俗之工巧兮，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他痛斥他們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懷沙》里說：“玄文幽處兮，?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兮，雞雉翔舞。”他指斥他們將要把國家弄到瀕于危亡的地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因此，他宣稱他決不妥協：“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導君于堯舜之治，可是懷王竟然不識，反而信讒疏遠：“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

而怒。”楚國弄到瀕于危亡，懷王是應該負責任的，屈原對他也是不能無怨的。他說：“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司馬遷對屈原的為堅持理想而斗爭的精神是歌頌的，對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敘述屈原作《離騷》的原因是這樣的：“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離騷》“自怨生”。說“疾”，說“怨”，可見司馬遷認為《離騷》之作正體現了屈原的斗爭精神。

在那樣惡濁的社會里，屈原的政治斗爭是失敗了，可也就于斗爭之中充分表現了他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他的耿介不阿的操守、他的光明磊落的胸懷、他的正直倔強的性格。屈原明知道和他的政敵，和那些腐朽的貴族統治者作斗爭自己是會吃虧的，他說：“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但是，他不能放棄斗爭：“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并且他認為只要堅持了斗爭，失敗了也心安理得：“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他對他們的毀謗中傷，態度是鄙視的：“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屈膝變節，他無論怎樣也不干的：“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他屢屢以死自誓，表示決無悔改：“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因為他確信他是為了國家：“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樣的精神是非常偉大的，這樣的人格是非常崇高的。司馬遷認為他“志潔”“行廉”，然泥而不滓，乃至以為能與日月爭光。這是最高的贊揚。

戰國之士，紛紛游說諸侯。惟屈原不為楚王所用，卻不到別國去。他不管個人遭遇怎樣，都還是為楚國。屈原是熱愛祖國，熱愛鄉土的。司馬遷也深深知道這點。他稱道屈原“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從《離騷》的主要內容來看，確實是這樣。特別是設為女申詈，向靈氛問卜之后，他經過了曲折的思想斗爭，決定離開楚國，漫游天際，忽然看見了故鄉，便又不忍前行了。他非常悲傷。留又不能，去又不忍，最后只有一死而已。這是十分沉痛的。在郢都為秦所破后，屈原日夜哀戀，盼望恢復，盼望回去。《哀郢》里說：“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屈原的愛國觀念是和愛人民的觀念相通的。他在《抽思》里說過他不愿去國的原因也是為了人民：“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他十分同情人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司馬遷也認為屈原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本傳說：“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接著就說：“屈平既嫉之。”兩句合寫，便見得屈原的怨恨正是舉國的公憤。

至于屈原的文學才能，司馬遷也理解得非常深刻，推崇得非常高。他首先探究了作者創作的動機和意圖。他認為《離騷》是有為而作，自怨而生。這種怨是出自一片愛國心。他反復地在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是“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因此，它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的內容是陳述先王之道，“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這樣的內容是完美的。司馬遷認為這是最主要之點。司馬遷在肯定了《離騷》的內容之后，接著又把屈原的人格和作品的風格結合起來評論。他說：“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志行文辭同時并舉，并且認為人品是起決定作用的。所謂“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也就是“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王逸也認為“《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離騷》的內容與形式是和諧而統一的。

總之，司馬遷對屈原真是推崇極了。從政治上說，他認為屈原一身系楚國的安危。懷王不能用他，以至兵挫地削，身死于秦。而且傳末還敘屈原既死之后，楚國地日以削，竟為秦所滅。從人格上說，他認為他志潔行廉，可以與日月爭光。從著作上說，他認為《離騷》可兼風雅。司馬遷評論屈原作品的藝術價值，是把內容和形式結合起來，把人品和作品結合起來。并認為最根本的是作品的內容和作者的人品。所謂“悲其志”，“想見其為人”。他認為宋玉等人雖然能夠“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因而不足以繼承屈原。能夠繼承屈原的在他以前只有賈誼，因而以賈誼與屈原同傳。這不僅是因為賈誼也是為當代皇帝所疏遠，曾經“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不僅是由于他的辭賦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負而能‘痛哭流涕’地直言敢諫。”這也是司馬遷現實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

司馬遷是這樣推崇屈原的，我們現代人也是這樣推崇屈原的，雖然并非毫無差別。所以司馬遷這篇傳記和其他篇同樣是實錄，對屈原是不虛美的。司馬遷為什么這樣推崇屈原呢？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屈原本來就是值得崇敬的，而《史記》又是法《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除此而外，我以為還由于司馬遷和屈原有某些相通處和

某些思想淵源。屈原的遭遇是不幸的，司馬遷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他說他自己所處的地位是“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他受了不人道的宮刑。因此他對屈原的不幸遭遇更有極親切的同情。特別是“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他認為屈原的怨是很自然的。他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他認為懷王不能信用屈原，致自取禍。他憤慨地說：“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他曾經表白他自己：“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他自己也正是不能無怨。從政治思想上說，司馬遷和屈原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思想。司馬遷對于戰國時事，因為秦最強暴，他總是把同情寄在六國方面。就這一點說，他也會熱愛屈原的。從文學藝術上說，司馬遷也是發憤著書的。《自序》說：“屈原放逐，著《離騷》。”這又是屈原對他著作上的啟發和精神上的鼓勵。而且就現實主義精神來看，司馬遷正是屈原的光輝的繼承者。

最后，簡單地談一下《屈原賈生列傳》的寫作藝術。司馬遷寫人物傳記，除傳末贊語而外，多不直接發抒自己的意見，而是把自己的意見寓于敘事之中。本傳與《伯夷列傳》等篇卻是另一種寫法，這就是夾敘夾議，這是最明顯的。然而本篇最大的特點還在于通篇大贊《離騷》。開頭簡敘了一些事實，寫至“王怒而疏屈平”，立即寫出大段議論來，評論《離騷》寫作的原由，《離騷》的體制及其藝術價值。就是寫到“屈平既嫉之”以下數句，也是概括《離騷》大旨。就是最后提到宋玉等人，文采可稱，而人品不及，也正所以明《離騷》為千古絕唱。再細玩篇中歷敘懷王的愚昧，大段文字，中間只以“屈平既絀”“屈平既疏”相關照，便覺這些也可以說是表明《離騷》產生的時代背景和作者介紹。所以這一篇，是屈原的傳記，也可以說是《離騷》的序言。這是根源于他對作者與作品關系的正確理解的。

其次，本篇開頭稱說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前一句是總說，后兩句是分陳。如果這樣說，“明于治亂”稱他的政治才能，兼指他的政治品質，“嫻于辭令”稱他的長于藝術語言，而且長于外交才能，那么，這兩句就是全篇的脈絡。接下敘“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即跟“明于治亂”而來；“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即跟“嫻于辭令”而來。由此又招上官之讒。接敘《離騷》的創作，說他“嫻于辭令”，其實更是說他“明于治亂”。而推崇

之極，更又點出“志”字。其后敘秦、齊、楚三國離合和戰，及屈原進諫與使齊事，主要是說他“明于治亂”，也關照到他的“嫻于辭令”。引《懷沙》之文，是證實他“嫻于辭令”，實在也是證實他“明于治亂”。最后聯系宋玉諸人，也可表明屈原是能夠“從容辭令”而又敢于“直諫”的。最后贊語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讀作品又點明“志”字，莫非如此。這樣，就能集中地、生動地表達這篇作品的主要內容。

二、歷代名家評《屈原列傳》

李晚芳

司馬遷作《屈原傳》，是自抒其一肚皮憤懣牢騷之氣，滿紙俱是怨辭。蓋屈原獲罪被放，司馬亦獲罪被刑，其獲罪同，而所以獲罪則不同，屈原宜怨，司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親親也，怨君蔽于讒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維持，而不見用，雖然，惟楚有材，他國多用之以成霸，三諫不聽則去，原豈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職也，其眷眷君國，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讒佞之一改，而高陽之苗裔不斬也。無何日甚一日，諸臣愚弄其君于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諸臣之愚弄，而不之悟，欲維持而不能，欲坐視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極，無所復之，安得不死？其辭曰，吾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證兮，夫惟靈修之故也；終曰，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君子諒其怨，悲其志矣。若司馬之怨，不過為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敗降虜，為將之罪，莫大于是，天子誅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即陵之對蘇武，亦言罪通于天，而不自諱，而司馬則諄諄懇懇，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請，枉法而赦陵，褊之甚也。幸武帝寬大，不以為黨惡，竟置諸族，止以為游說，而下于理。在司馬自當省過認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請，而反罪之，又怨諸臣之媒孽陵而文致之。嗚呼，既生降也，何用媒孽，降敵可赦，國法安用哉!故曰，司馬之怨，不宜怨者也，烏得與屈大夫同日論哉!篇首敘受讒之故，作《騷》之由，文情斐亹，音節激越，中敘外欺內感，以致喪師失地，活畫出一懷王，言少事該，比《國策》更為簡練。篇末慨君終不悟，已不必生，悲憤淋漓，如怨如慕，鵑啼猿嘯，聽之淚下，忠臣至死，猶系心君國，所謂身死而心不死也，真善狀屈子苦哀。通體以敘事夾議論，一唱三嘆出之，聲調超邁，亦是《國風》《

小雅》之遺。（《讀史管見》卷二《屈原列傳》）

于慎行

《史記·屈原傳》為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敘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即繼之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其迂乎!（《讀史漫錄》卷二）

陳三立

太史公越周迄漢，而為《屈原賈生列傳》，學者皆稱取其懷忠遷放，并工為騷賦相類，與并世先后傳老子、韓非，異世傳扁鵲、倉公是其例，固宜有然者邪!吾意太史公蓋以為七十子之后，周、漢相望，百余年之間，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賈生兩人而已。其傳屈原曰：“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其傳賈生曰：“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屈原、賈生所為憲令儀法，不可得具知，要必追先王之意，去茍簡之治，易敝通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有相為出入者。太史公明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方痛世運之流而不返，生民之禍無終極，積久而愈烈，意非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出，不足掃除更張敝法，以復隆古而維后世，而于其所俯仰睥睨之名儒功臣既舉，未可以語此者，于是曠世低徊，而獨默許此兩人，為之示其微尚所在而不恤，特與扁鵲、倉公同例。若曰醫民疾者，周時獨有扁鵲，漢時獨有倉公；醫國病者，亦獨周屈原漢賈生耳。嗚呼，彼憲令儀法二書者之不存，此太史公之所深痛，故獨感慨悲吟于其辭賦，而如賈生陳政事之粗跡，轉可以略而不具者也。若其《魯仲連鄒陽列傳》，則已自明鄒陽附魯連之故無隱情，疑與此異云。（《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書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