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最新農村和農民，塘約始終是道路讀后一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尤其是感想在跨步邁進小康的進程中，農村如何趕得上全民致富的薦讀步伐，不僅考驗著執政者的最新智慧，更直接牽動著千百萬農民的塘約切身利益。而一個不爭的道路讀后事實是，基于歷史發展原因，感想廣大農村唯有在黨和國家正確領導下，薦讀在自身的最新不斷努力下，才能真正實現“蝶變”。塘約

安順市塘約村，道路讀后就是感想農村發展的一個“樣本”。“窮”是薦讀不爭的事實，“富”是農民的期盼。尤其是經歷一場大洪水洗劫后就更加“窮”。窮則思變，變得如此迅捷與華麗，令人瞠目。依托著“全市首個農村綜合改革發展試點”這個平臺，一年不到，就使“國家二類貧困村”改天換地———集體經濟富了，群眾腰包鼓了。

“塘約道路”之最寶貴的經驗與精髓，就是“三權”促“三變”，以農村產權確權、賦權、易權為抓手，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的發展思路，探索實施“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促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就使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更加鞏固，黨支部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廣大群眾利益得到切實維護。

一些經驗說起來簡單容易，而做起來并非易事。以“土改”為例，如何讓廣大農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使土地實現“從分到合”的狀態，并且在此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不是“動動嘴皮子”就了事兒的。這期間，轉變群眾的“觀念”至關重要，而且還要解決好“回收”土地后農民的“去處”問題。

經濟好了，更需要人的精神也“富裕”起來。也就是說，農村的小康，不能“顧此失彼”，還需打好“統籌牌”。如，針對農村大辦、濫辦酒席出臺的塘約村“九條”規定;“好媳婦”“道德模范”“五好家庭”等評比。這些蘊含著“民慧、民主、民生”的好法子，同樣讓塘約村“精神小康”沒有落伍。

塘約村是一個被喚醒的村落，生機無限。借用時任安順市長曾永濤同志所言，塘約的實踐，喚醒了兩大資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資源，二是人的內在資源。這，無疑給其它的“塘約村”提供了可行可踐的“嬗變”樣本。既然趕不上小崗村，也有別于華西村，不妨就“闖”出一條路子，或許就能實現“蝶變”。

塘約村的變化是在村黨支部、村委會的領導下和上級黨委的支持下做出來的。在塘約村，成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通過流轉土地，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這極大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得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使得全村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塘約村的變化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塘約道路關鍵是加強黨的領導，夯實基層基礎;關鍵在黨，關鍵在人。

當前，黨的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思想建黨的任務更加艱巨，黨員思想狀況多元化、復雜性特征明顯，一些黨員黨的觀念、黨的意識淡薄，出現了思想蛻變和理想信念動搖等問題。黨的組織渙散，一些基層黨組織制度不健全，組織生活不正常，黨員管理不規范，甚至發生任命非黨員為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怪事。基層黨組織在紀律執行從寬松軟到嚴緊硬還沒有完全實現，管黨治黨不嚴不實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反腐倡廉建設任務艱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問題仍然存在，有的法規制度還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下管黨治黨的要求等。歷史經驗證明，什么時候弱化了黨的領導、放松了黨的建設、忽視了黨的紀律，黨的事業、黨建扶貧攻堅就要受到損失。所以，必須加強黨的建設、黨的領導，不斷厚植我們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要緊密結合“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扎實推進基層基本組織、基本隊伍、基本活動、基本制度“四基”工作，通過不斷夯實基層基礎，促進基層黨組織均衡發展。一是堅持以黨的組織和工作全面、有效覆蓋為目標，創新完善基層黨組織設置，著力構建分布廣泛、完善嚴密、運行有效的基層組織體系;二是建強基本隊伍，堅持打造領導班子強、能力素質強、作用發揮好的“服務型”黨員領導班子隊伍;三是抓好基本活動，要求農村基層黨支部圍繞基層黨建的新形勢、新任務，不斷創新載體，增強組織活力，完善基本制度;四是健全完善務實管用的制度，努力形成機制健全、管理到位的制度體系;五是建立黨組織書記參加黨組織會議制度，不斷提高決策的民主化、規范化和科學化水平。

不斷加強黨的領導，夯實基層基礎，要堅持重在平時、重在細節，把“三會一課”、組織生活會、民主評議黨員等基本制度落實好，讓組織生活在每個黨支部都正常開展起來、認真起來、嚴肅起來，確保基層黨建工作規范運行。實行基層黨建目標責任制，用好黨支部書記抓基層黨建述職評議這個抓手，實現黨建與業務工作互融共促，從而共同推進脫貧攻堅不斷取得新勝利。

六月十九日，我在太湖的一個小島上接到王宏甲從貴州安順打來的電話，我第一次知道了塘約。關于這個村莊的事情，宏甲只是講了一個線條很粗的輪廓，卻讓我感覺到了一種很久沒有過的興奮。

一個多月后，我讀到了《塘約道路》初稿，精神再一次被鼓舞。那個剛剛脫貧、在我的意識中相當偏遠的山村，那個帶領村民重新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的農村黨支部書記，那些在家鄉的土地上再次看到了生活出路的婦女、老人，以及揣著新希望從天南地北趕回家鄉的老少男女……都在我的頭腦里活躍起來。

宏甲約我去塘約看看。八月初，坐在開往貴州高原的火車上，我的心情很特別——有一點激動，仿佛是要去拜訪一個少年時代的夢想;還有些不安，是害怕失望嗎?

途中有父子二人上車，一問，知道是農民工。他們一行六人(一個湖北人，五個來自江蘇徐州)，年齡從二十幾歲到五十幾歲不等。六個人都是建筑工，從一個什么地方“轉場”去貴陽。問了問他們打工的情況，我有意識地講到了塘約，他們很有興趣聽。然后我問，假如在你們家鄉，這么干，行不行?

“弄不成。”他們的回答相當干脆，“人心都散了。干部私心重，光顧自己，哪兒有這么好的帶頭人呢!”

對于這種回答，我也不覺得意外。

我本人出生在農村，從記事起，父親就是村黨支部書記，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被打倒，兩三年后又“站出來工作”。直到我十八歲離開家鄉去當兵，父親仍然是村黨支部書記，是一個在我們縣里有些名氣的“老支書”。我的很多親人一直生活在農村;我在新華社工作期間當過兩年農村記者……農村始終是我的根。不管我后來在什么地方，自身是一種什么樣的處境，中國農村每一次驚天動地的變化，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對新中國農村的過去與現在，至少，我不陌生。

事有湊巧，恰恰在最近這兩年，我花了一點精力，搜集、閱讀1949年前后從土改到互助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歷史資料。配合這種興趣，我還相當用心地重讀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以及他那部飽受爭議的《金光大道》;看了網上找得到的相關老電影，例如《三里灣》《李雙雙》……現在想來，這很像是在為我今天認識塘約預作功課。

村寨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凈凈。在塘約村本部，我看到了很好的道路、很好的廣場、看上去很好很新的村民住宅，以及一些人家停在門前空地上的小汽車、大汽車……我確實很難相信，僅僅兩年前，這里還是一個二級貧困村，一個“空殼村”。

我努力讓自己展開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呼嘯而至的大洪水，被毀壞的房屋、田地、道路……瓢潑大雨中無助、凄涼的呼喊，婦女孩子惶恐的哭聲……自救和互救……村干部緊張、忙亂、疲憊的身影……然而這些，都只能是想象。只有被刻意保留下來的幾棟簡陋、破敗的小房子，還能讓我實實在在地看到塘約兩年前的模樣，那是留給今天和未來的一個見證。

組織起來的力量，真的這么大嗎?

我知道宏甲最早給這本小書起的名字叫《重建家園》。在災后一貧如洗的廢墟上，塘約的確得到了很好的重建。雖然他們只是剛剛走出貧困，遠遠說不上富裕，村里剛積累起來的一兩百萬元集體資金，可能還比不上一個個體小老板銀行賬上的余額，但是，說這個村莊已經煥然一新，一點都不夸張。那些在外地打工被召喚回來的男女村民，一定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白，自己的家園在哪里。

不過，“重建家園”顯然是一個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標題。需要重建的豈止是廣大的鄉村，豈止是道路、房舍。我們的精神，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生活理想……世道人心、公序良俗、民主法制……哪一個不需要重建?

沒有這種重建，我們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園在哪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我的家鄉，自從生產隊解體，村黨支部辦公的地方就變得冷冷清清，一冷清就是幾十年。兩年前，塘約也是這樣。

可是今天，在塘約村委樓里出出進進的村民——他們的言談舉止，他們與村干部之間的對話，他們的建議與批評——都讓我相信，這里是他們真心認可的“統帥部”，是他們全部生活的一個支撐點，一個依靠。

宏甲深情地寫道：“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

剛剛擺脫貧困的塘約，的確已呈現出一種令人振奮的氣象。這種氣象不僅僅表現在村容村貌、農民的生活生計迅速得到了改善，更表現在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表現為村風民風的健康、清新。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一種主人翁的心態。他們以這種心態從事不同的勞動，關心村里、社里的集體事務，不拿一分錢也踴躍參與筑路、修橋、拓寬河道;同時相當用心地對所有干部和黨員行使自己的監督權、評價權、“罷免”權。比較很多地方的農民，他們擁有更多、更實際的民主權利。

鄉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說塘約村民已經實現了當家作主，但我相信，這正是塘約道路最重要的目標和方向。要是真能實現中國農民當家作主的愿望，想象一下，那將是一種什么樣的壯麗景象!

在親眼看到了塘約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這些事情之后，我給這個村莊的黨總支書記、小我十五歲的左文學敬了一個禮，表面上像是開玩笑，內心里則十分莊重、真誠。

我在安順待了十天，跟著宏甲不止一次見了村、鎮、區、市四級黨的書記。還接觸了不少機關干部和其他領導干部。扶貧幫困，他們表現出來的那種急迫感，那種真心實意，是假裝不出來的;我想我還有這個判斷力。

跟周建琨書記的接觸、交談，還給了我一個相當深的印象——對于農民的脫貧，他和市長都不是簡單地當作上級交下來的一個工作任務來完成，而是試圖幫助農民找到一條長遠的、靠得住的出路;給當地的農村、農業，找一條長遠的、靠得住的出路。

我不斷地受教育、被感動;在心底不斷滋長的溫暖和尊敬，我自己都能感覺得到。

我知道宏甲正在撰寫《孔子大傳》。他放下了手里很重要的任務，來寫這個村莊正在跋涉的道路。這期間他還接受了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長征》電視總撰稿任務，仍然擠出時間飛到貴州補充采訪，繼續寫這個村莊……

對此，他自己解釋說：“看到了，不敢不寫。”

我可能比很多人都更理解宏甲一定要寫這個的原因。少年、青年時代八年的插隊生活，使他了解了農村，建立了對農民的感情。因此，二十五年前，他就多次對我講到，不了解中國的農村，就不能說了解中國。幾億農民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再建二十個深圳，中國也不能說強大。

本來，他到安順是給當地干部講人民觀的，卻在無意中看到了塘約，看到了，就放不下了。我知道，這里面有一種寬厚深廣的情志和情懷。

在安順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他一次次與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的領導以及機關干部座談、交流，一次次追著問人家：你們怎么看?這個有希望嗎?能推廣嗎?要是推廣，阻力在哪里?……這已經不是一個作家在采訪，在寫文章。他是在工作，在為改革開放幾十年后的中國貧困農民尋找道路，尋找那種能讓人們活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嚴、更有希望的東西。

不止一位當地干部說到，他們是在與“王老師”討論、交流之后，才真正認識了塘約。

我熟悉宏甲的每一部著作。這部《塘約道路》，宏甲修改過很多遍，每一稿都給我看過，和我討論過。有一次我們甚至通過微信視頻討論了一個通宵。在這個過程中，我一再感覺到，他確實不是在寫一個文學作品。他是在做這樣一項工作——盡可能真實、準確地把塘約呈現出來;要是有更多的貧困鄉村能夠從這里得到啟發，組織起來，把前途和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因此與他從前的作品相比較，《塘約道路》的語言更樸素，更直接，更誠懇。事情做到這個份上，它叫不叫文學、是不是文學，都已經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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