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7日,地圖大數點內蒙古,據顯早上六點多鐘,示北上蓉獨自一人跑去大門外玩耍的渝莆一歲多男孩在家門口失蹤。
2009年4月27日,田重不到三歲的中國男孩冬冬在父母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玩耍時,失蹤。兒童
1993年2月1日,拐賣不到兩歲的地圖大數點回族女孩在火車站失蹤。
目前,據顯在中國最大的示北上蓉非官方尋子網站“寶貝回家”上,這樣的渝莆尋子信息已經有四萬多條,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失去子女的父母心中的煎熬,兒童失蹤、被拐賣對于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
曾經有媒體報道,中國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拐賣,能夠找回的孩子可謂少之又少。找回難度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兒童的轉移和交易常常會涉及拐賣團伙,在被非法領養之前,被拐賣的兒童常常會被多次轉移。
如果能夠確認兒童拐賣的關鍵省份和城市,對整個拐賣網絡和拐賣形式有充分的了解,加強監控,并對犯罪團伙展開針對性的打擊,就有可能減少兒童拐賣發生的機率,挽救無數潛在的受害家庭。
武漢大學的王真及其團隊對“寶貝回家”網站中的上萬條數據進行了抓取,基于省市兩級管理體系分別進行了數據分析,建立了基于“寶貝回家”網站數據的省級兒童拐賣網絡和市級兒童拐賣網絡。他們發現,兒童拐賣的犯罪行為有一些特點需要特別關注,比如兒童拐賣大多數是短途或省內轉移。研究團隊還找出了兒童拐賣活動最猖獗、需要重點監控的城市,比如重慶、成都、上海、北京、莆田等。他們的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Nature Sustainability上。
8個省份是兒童拐賣重地
研究人員對“寶貝回家”上的22531條數據進行了省級層面的分析,他們發現66.3%的拐賣起始地和52.9%的拐賣目的地主要分布在8個省份,分別為河南、江蘇、山東、福建、河北、四川、廣東和安徽。除了福建之外,這些省份都是人口大省,而且大部分位于中國的東部和中部地區。“對男性后代的偏好可能是福建、河南、廣東和安徽兒童拐賣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這些省份有較強的宗族文化,更偏愛男性繼承人。”研究論文中寫道。
各省份每100萬人口中,被賣出(藍色)及被買入(綠色)的人數柱狀圖。(來源:原始論文)
在兒童拐賣的路徑中,兒童從一個地方被賣出,最終又在另外一個地方被買入,買入量大的省份是需求方,而需求推動了兒童拐賣活動。研究人員發現,買入兒童數量較多的省份為福建、河南、河北、江蘇、山東,這些省份應當作為政策干預的主要省份。
在供應一方,也就是兒童被賣出的省份,大多集中在福建、上海、江蘇、陜西、山西、安徽和四川。
兒童拐賣的形式基本分為兩種,分別為跨省兒童拐賣和省內兒童拐賣。研究人員發現大多數的兒童拐賣事件都是在省內,也就是說短距離拐賣占了大多數,高達58.2%的報告案件都是此種類型。
而在跨省兒童拐賣案例中,有43.2%的案例集中在河南、江蘇、山東、河北和四川幾個省份,在寶貝回家網站上,有超過1000個案例是來自這幾個省份。另外,有8個省份買入的兒童數量高于兒童賣出的數量,它們被研究者稱為“凈買入”省份,包括河南、山東、河北、廣東、福建、北京、天津和重慶。其它省份則相反,兒童賣出的數量高于兒童買入的數量,也就是“凈賣出”省份。
桔色表示兒童買入的數量高于賣出的數量,顏色越深表示買入與賣出的比率越高;藍色表示兒童賣出的數量高于買入的數量,顏色越深表示賣出與買入的比率越高。(來源:原始論文)
多個省會城市成為非法交易樞紐
在省級網絡中,研究人員發現有42.4%的拐賣都在一個城市內部發生,大部分的關鍵城際路徑不足500公里,這再次表明,兒童拐賣的主要方式是短途和城市內部買賣,而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兒童被賣到了很遙遠的地方。
因此,研究人員在市級層面上對22139條數據進行了分析,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兒童在一個個城市中是如何被轉移的,同時也可以發現隱藏在一個個案例背后的犯罪網絡。研究者利用市級拐賣網絡發現了一些報告案例較多的城市,比如重慶和莆田就是兩個關鍵的城市,“寶貝回家”網站上有超過300個本地拐賣案例發生在這兩個城市,分別占當地總案例的69.2%和63.4%。
同樣,在市級網絡中,研究人員也考察了哪些是兒童流出的主要城市,哪些是兒童流入的主要城市。通過數據分析發現,上海、成都、重慶和福州是兒童流出的主要城市,每個城市都有超過524個報告案例。莆田、徐州、重慶和邯鄲為兒童流入的主要城市,也就是主要的需求城市,每個城市都有超過544個報告案例。
從拐賣路徑上來看,關鍵拐賣路徑的起始點大部分是省會城市,比如成都、北京、西安和廣州。但是,終點卻大部分都在欠發達的城市。
兒童販運距離顯示大部分都是短途和城市內部買賣(來源:原始論文)
通過對市級數據的分析,研究人員還發現兒童拐賣活動有很明顯的地區集群現象,比如上海及其附近城市與河南、山西和陜西省的城市有緊密的聯系,它們組成了一個集群。石家莊與與中國中部城市構成了一個集群。在所有這些集群中,有一部分城市充當了“門戶”的作用,這些城市包括成都、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泉州、西安、莆田、徐州和武漢。除了莆田之外,其它城市大多屬于省會城市或者傳統交通中心城市。這表明,較好的經濟和交通條件使得它們成為了兒童非法交易的樞紐。
對整個兒童拐賣路徑上關鍵城市的了解,對于制定相應的打擊犯罪的戰略將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可以加強這些城市的監控以及時報告被綁架的兒童,并在這些關鍵網絡中調查犯罪團伙。
兒童拐賣網絡路徑圖(來源:原始論文)
打拐資源集中在關鍵城市
對兒童拐賣網絡進行分析后,作者發現將政策和打拐資源投入到不同的地方,拐賣網絡受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如果將政策資源投入到某些關鍵城市,就會產生更大的破解兒童拐賣網絡的作用。
比如,要影響拐賣網絡中60%的城市,只需要在重慶投入資源;要影響拐賣網絡的69%,只需要在重慶和上海投入資源。將資源投入到不同的城市,對整個拐賣網絡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利用“寶貝回家”網絡中的數據,進行中國兒童拐賣網絡的分析,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考慮到中國的兒童拐賣活動主要是短距離或省內兒童拐賣,因此,研究者提出應該分配更多的資源到拐賣事件的發生地及周邊短途區域。
當兒童拐賣事件發生的時候,應加強對機場、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站及高速公路收費站等交通樞紐的安全檢查,快速將犯罪嫌疑人的信息發送給這些地方的工作人員是非常有幫助的。在涉及兒童拐賣密集的關鍵城市,應該加強交通樞紐的日常安全檢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被評估的指標中,成都和重慶都被確定為主要的城市。上海、北京和莆田在至少四個指標中被確認為主要城市。顯然,這些城市應該作為打擊兒童拐賣行動的最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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