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經濟全球化而生的多元的內文化多元化，正日益改變著世界文明格局。文化文化不同文化之間的背景沖突、交融和共生使得如何踐行文化之間的下跨互相認同成為新的研究議題。跨文化認同的認同研究應運而生。文章以多元文化為背景，理論以跨文化認同的涵及內涵為主要分析內容，并闡釋其在對外交往中的意義意義，在“文化自信”的分析框架下弘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應吸收外來優秀文化成果的精華，建立正確的多元的內跨文化認同觀，以實現成功的文化文化跨文化交際。

關鍵詞：認同 跨文化 族群 文化自信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美國著名學者、下跨哈佛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文明的認同沖突”理論，之后代表其學術觀點的理論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刊行，隨即在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直到現在，圍繞該書中觀點的爭論從未停止。如今隨著全球化的演進，世界格局正在以文明和文化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現出多元化的復雜趨勢，世界七大文明之間的沖突、交融和共生，尊重及承認彼此間的差異，不僅彰顯出多種文明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文明體系的復雜性，而且涉及到如何在此過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特殊性，這成為一個新的研究議題。

亨廷頓堅持文化及其隨之而來的跨文化認同的特殊性。在文化多元的框架下，文化認同一方面可以看作族群在共有的歷史經驗和文化代碼基礎上所形成的連續穩定的意義建構，另一方面，在承認族群共性的基礎上應重視內在的差異，將文化認同看作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化的意義建構。人類學家羅伯特·F·墨菲指出，一種文化內部存在多種差異明顯甚至相互沖突的行為方式或價值觀念，但文化的內在一致性卻不容忽視。社會群體內部的差異可以并行而不相害，因為其遵循大體相同的文化模式。而在多元文化即跨文化的相因相生、相克相濟過程中，每種文化自成體系，文化與文化之間差異迥然，具有一定意義上的不可通約性。在此背景下，傳統意義上的文化邊界難以作為永恒的參數來界定一個族群的社會和文化認同，因此，跨文化認同的研究勢在必行，并正在成為跨文化交際研究的焦點。

1.“跨文化認同”中“文化”的含義

“文化”一詞歷來是各個學科研究的核心議題，也是幾百年來最富爭議、最難達成共識的術語之一。“文化”的概念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政治學等學科領域，有關其概念的表述已有200余種之多，但比較有權威意義并經過系統歸納的概念則源于美國學者克羅伯與克拉克洪的著作《文化：關于概念和定義的評述》中所總結的164條文化定義。

文化一詞的英文為Culture，源于拉丁語“cultura”，意為栽培種植、土地開墾，至十七、十八世紀，該詞內涵已有相當的擴展，指一切經人為力量加諸自然物之上的成果。而從族群的意義上來看，文化的實質內容則指族群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工具、附屬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學藝術、規范、律法、制度，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

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最早把文化作為專門術語來使用，他于1817年在其文化學研究開山之作《原始文化》一書中，首先將文化定義為：“文化或文明，從其寬泛的民族學意義上來理解，是指一個復合整體，它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社會一個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泰勒在界定文化所包含領域時，借鑒了德國人類學家古斯塔夫·克萊姆的大量德文著作，從其多卷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人類文化全史》及《普通文化科學》中受惠頗多。而克萊姆賦予“文化”以現代精神的詮釋為：“文化即為習俗、工藝和技能，和平及戰爭時期的家庭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學及藝術。”泰勒之后，很多學者對其文化定義進行過修正和補充，例如其定義缺失了文化所涵蓋的物質成果的要素，雖然后世學者質疑之聲時而有之，但其后對于文化的闡釋似乎都未能超出泰勒將文化作為一個復雜整體的基本理念。

美國社會學家威斯勒于1929年指出文化具有規范性的涵義，即文化現象包含所有人類通過學習所獲得的行為。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共享成果，該共有產物不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還應涵蓋物質對象的范疇。威斯勒繼承了泰勒以族群和社會為參照范式的文化定義法，同時又補充了其文化概念中缺失的物質成果。

而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和克萊姆是自19世紀以來使“文化”的原本涵義發生改變的，并同“文明”分離開來的兩位奠基者。根據“文化”一詞的現代意義追溯，德文中的“文化”一詞轉借自法文，起初在18世紀末拼寫為“Cultur”，19世紀起正字為“Kultur”，其意義仍然與“文明”如出一轍，作為文明的同義詞來使用。該詞在當時具有兩方面的含義，其抽象的意義指的是成為“文明的”或“有教養的”普遍過程；另則指啟蒙史學家在描述人類發展史中所確定的文明的含義。赫爾德和克萊姆使“文化”成為一個獨立的名詞，并賦予其獨立的意義。

近現代西方學界對于“文化”這一概念的詮釋建筑在泰勒、赫爾德和克萊姆等所倡導的文化基本理念之上，并揭示了文化的多元差異性，正如赫爾德所認同的，人們會以不同方式烙上地域和族群因素的文化烙印—“每一個國家都有其關于幸福的核心價值觀，正如每一個球體都有其重心一樣。”赫爾德第一次提出動態的文化概念，摒棄了之前文化靜止論的觀點。文化的特殊性、族群性以及社會性在其認同的建構中通過語言動態發展、歷史變遷、制度更迭及價值觀的穩定傳承等彰顯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2.跨文化認同中“認同”理論分析

2.1跨文化交際中的“認同”

“認同”的概念在社會學和文化學中經常和“文化”聯系在一起使用，最初“認同”的提出是來自弗洛伊德1921年《群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一書，書中對于“認同”的界定是“已知的與另一未知人情感聯系的最早表現形式。”在此，筆者認為可以把“已知人”理解為“身處在母文化當中與所在族群有著共同文化根基的人”，而“另一未知人”則相應地理解為“身處在異文化當中與已知人有著相異文化體系的人”。“已知人”又可理解為“自我”，“未知人”則相應轉變為“他我”。而“情感聯系”則是最初的跨文化交際，其積極有成效的結果便是自我文化對他我文化的認同建構。而成功的認同建構根據Cupach和Imahori（1993）的認同管理理論，應該由三個階段組成，即：交際者（“自我”和“他我”）積極尋找認同共同點；交際者在保持自己認同差異的基礎上將彼此的認同融合成一種可以互相接受并趨于統一的認同；交際者重新建構各自的認同，并在第二階段的基礎上構建各自獨立的文化認同。弗洛伊德對于“認同”最初概念的詮釋對于后世學者的理論研究有一定意義上的啟迪和借鑒作用。

認同理論的真正提出在1950年左右，其首倡者為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松，其理論貢獻在于肯定了“自我認同”在認同理論中的重要性，同時，把文化認同作為一種社會心理過程而進行考察。根據埃里克松的觀點，文化認同是指個體對于所屬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內化并產生歸屬感，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也有學者理解為，它是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在民族共同體中長期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事物的肯定性體認過程。筆者認為，文化認同是一種動態的發展過程，它首先以“自我認同”的確認為基礎，其次以自身所處的文化群體，亦即族群認同為發展階段，最后以社會認同為更高一級的發展形式。而跨文化認同則發生在異質文化之間，超越自身文化邊界，此時本我文化的同質性特點被打破，雜糅進異文化碎片式認知模式，認同的重新建構由此發生。在探討跨文化交際與認同關系的過程中不得不在此框架下探討跨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族群認同及社會認同的辯證關系。

2.2跨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族群認同及社會認同的辯證關系

筆者認為，文化認同建構在歷史的動態發展基礎之上，反映了個體對一種文化或者文化群體的歸屬性，其生成是在個體對文化有意識或無意識接納背景下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文化作為族群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整體總和，是認同和交際發生的基礎，同時又受到個人、族群及社會發展的共同影響和制約，在變化發展中塑造自己獨有的特性。

自我認同的建構過程，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意味著個體（自我）置身于某種異質文化當中，之前與母文化完全融入的狀態被打破，在與異文化個體（他我）接觸、文化碰撞及相互比較的場域中，對自我同一性的一種確認。在此過程中，“自我”與“他我”的辯證對立關系也呈現出來。沒有“他我”這一認同對象的存在，便不足以歸屬“自我”。亦即在“他我”中才認識到“自我”，理解自我特性，并在二者之間建立一條界限，通過此界限使自我的存在性和特殊性得以保障。沒有認同便沒有差異，反之，沒有差異便無所謂認同。正是借助與異質文化的差異，才使得處在同質文化當中自我的認同得以構建。文化的差異和多樣性如若缺失，文化認同便不復存在，自我認同也無法言及。埃里克松對于“自我認同”重要性的首肯，體現在他的認同理論中：“一方面，自我認同意味著族群歸屬的感知；與此同時，它又是一種獨一無二個體存在的認知體驗。”

族群認同與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二者關系密不可分。其理論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西方認同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亨利·泰弗爾于1982年出版的文集《社會認同和內群體關系》，在該文集中，泰弗爾根據其進行的小組實驗結果系統提出了社會認同理論。其中，對于族群認同，泰弗爾區分了內群體和外群體，即“我群”和“他群”，并指出個體傾向于認同自己所處的族群。在論述我群和他群的關系時，泰弗爾對于“類型化”和“刻板化”的區別進行了闡釋。實驗結果表明，個體對于其與族群關系的認知總是傾向于夸大我群的共同點以及與他群的相異點，這種通過“類型化”使他群“刻板化”的分類方式，正是族群認同的一個典型代表。

后世學者對于泰弗爾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也進行了補充和批判性的質疑，比如在如何界定“我群”和“他群”的關系上，有學者認為在不同場景下，個體所歸屬的族群是變化不定的，族群認同具有“場效性”特點。人們歸屬于不同的群體，每一個群體都有可能給個體提供潛在有意義的認同方式，族群認同的多樣性使得自我認同的構建處于動態的轉換之中。

作為文化載體，每個個體與文化都有著互動辯證關系，個體的文化行為和文化認同受到文化整體性的影響。文化整體性涵蓋人的文化屬性、社會屬性和個人特性。文化屬性是指個人的（宏觀）文化認同；社會屬性則指個人的社會認同，個人特性包括個人社會認同的構建和個人經歷。筆者認為，社會認同的構建與個人認同的發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以社會化了的價值規范為核心標準的文化由個體所創造，與此同時，創造出的文化又賦予個體以社會認同。因此可以看出，社會認同的成功建構取決于個體對母文化或異文化當中文化價值核心標準的接受范圍和接受程度。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價值核心標準，文化核心標準為文化個體提供社會化的主導取向，是文化個體普遍認同的感知、思維、判斷、交際及行為規范的總和。“個人通過社會化自覺融入文化核心標準體系”，這體現了個體建構社會認同的過程。社會認同因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變遷具有時代變化的印記，正如“文化核心標準”在保持自身傳承性及相對穩定性的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典范。鑒于此，個體在與異文化中的“他我”進行交際時，應充分了解異文化的核心標準體系，在動態的互動關系中構建自身的跨文化認同。

3.跨文化認同在對外交往中的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開展和對外交流的頻繁進行，我們與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跨文化認同建立在自我、族群及社會認同的基礎上，在與“他我”的交往中才能認識到“自我”存在的合理成分。因此，在對外交往中，首先應當構建合理的傳統文化認同觀，珍惜并弘揚我們優秀的民族文化，同時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對本民族文化進行創新，創新乃發展之源。而不能忽視的是，如今在多元文化的認知框架下，對外交往應跨越國家文化邊界，在堅持“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的前提下尋求集體共識。文以化人、文以載道，文化的特性決定了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將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我們在認同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也應讓我們的文化理念走出國門，使其成為不同語種、不同地域、不同國家和平交流溝通的媒介。而傳播本民族文化成果時，也應以開放的心靈和包容的胸懷把本民族優秀的物質文化遺產與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結合起來，積極參與文化傳播和對外文化交流，構建合理的跨文化認同觀，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和世界優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實現成功的跨文化交際。

本文來源：